宋海燕 摄影家，摄影理论家，主旋律理论创始人。1931年出生于河南省郏县，解放战争时期正在上初中的他，投笔从戎，参加革命。195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河南日报》记者、中共许昌市委宣传部文艺科长、许昌市文联副主席、许昌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等职。1956年开始摄影艺术创作，代表作《毛泽东视察襄城县农村》，曾以“优秀的新闻摄影作品”被专题电影《毛泽东主席在农村》用作开篇镜头。改革开放以后，面对西方文艺诸多“新观念”的冲击，1986年在一篇题为《浅论摄影艺术“新观念”的“新”》的论文中，最早提出了主旋律理论，接着又通过《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中国文化报》、《中国摄影报》等报刊，发表摄影艺术主旋律系列评论文章。
在斗争中提出了主旋律理论
“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
粉碎四人帮后，又一次受到“平反”待遇的我，先被“搬”到中共许昌市委(原为地委)宣传部担任文艺科科长，后又被“搬”到许昌市文联，担任市文联副主席兼市摄影家协会主席。
文艺工作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意识形态领域占统帅地位的是理论。为了把党交给自己的文联工作做好，也为了实现我那搁置已久的“理论家”梦想，1986年5月15日，年过半百的我去到杭州，参加了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 “第二期全国摄影创作读书班”。
这期读书班历时一个月，主要学习《艺术概论》一书。通过认真读书，中间穿插浙江大学和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们多次辅导报告，使我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理论联系实际,我对当时摄影界正在流行的号称“新观念”的“多元化理论”,产生了不同看法。那时,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处泛滥。摄影艺术创作正是在“多元化”这个所谓“新观念”鼓噪下,有的人脱离四化建设的现实,把专拍“土、旧、老、破、丑”当成时髦。也有人认为艺术就是“表现自我”或“渲泄个人”。 更有甚者，还把西方现代派奉为中国摄影艺术的发展方向，他们从宣扬人性到反对理性,由美化本能到鼓吹兽性,把摄影把握现实的问题,导向了荒谬的极端。
此时此刻，毛主席“应该照这”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学习讨论会上, 面对不断弥漫的西方文艺思潮，作为一个亲身聆听过毛主席教诲的党员艺术家，立即想到的是自己这块“砖”该起什么作用，接着，就旗帜鲜明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当时，我把摄影艺术创作因宣扬“多元化”而造成的混乱现象，概括为16个字：“照片拍摄，五花八门;理论研究，七音无主”。所谓“五花八门”，是指开拓与保守并存 ，新鲜与怪诞连结在一起。所谓“七音无主”，好比弹钢琴，1234567七个音符一齐响，没有主旋律。
弹钢琴的比喻一出，一种创作灵感立马从我脑子里“蹦”了出来：“主旋律”， 从此成了我的文艺理论新概念。
杭州摄影创作读书班结束后回到家里,我就抓住摄影艺术主旋律这个主题,查找资料，反复构思，谋篇布局，写理论文章。在查找资料过程中，一个惊人发现，使得我脑筋大开——1957年4月23日，美国前国务卿杜勑斯，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30年后，引发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历史实践证明：“和平演变”的核心，就是用西方的多元化，取代共产党领导的一元化。这一发现使得我对“多元化”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因此，对其进行批评的底气也就更足了。1986年9月12日，“河南省摄影理论年会”在鸡公山召开，我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浅论摄影艺术“新观念”的“新”》(合写，下同)第一篇论文。文章与多元化这个所谓摄影“新观念”针锋相对,提出了“主旋律理论”。文章指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基本方针。对于外国的摄影理论(如“多元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决不能像进口照相机那样“成套”拿来，就不加分析地立即投入使用。而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对其鉴别改造，辩证取舍，洋为中用。强调新时期的摄影艺术创作，在多角度、多层次、多色调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必须抓住“现代生活的重心”,突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摄影》杂志1987年第二期,把文章的题目改为《摄影艺术“新观念”我见》,在首篇位置刊登了这篇论文。
主旋律,本是音乐专用名词,把它作为文艺理论概念在摄影论文中使用,这在全国是第一次。
主旋律理论的提出，代表着文艺批评长期式微局面的巨大突破。也代表近半个世纪以来，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最新成果。
两种理论观点的论战
“主旋律理论”提出后,好似一石击水,在摄影界继而又在全国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有的报刊开辟专栏,展开讨论。众说纷纭之中,支持者寡,反对者众。提倡“多元化”的人们，甚至还说它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理论上的“错位”和“失误”。蜂拥而来，气势汹汹，并且几乎众口一词的反批评，透漏出一个无情事实：“多元化理论”是“第三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提出的;而“主旋律理论”仅是我的“一家之言”。
直到这时,我才觉得事情闹大了。众所周知，能够出席理论年会的人，大多是中国摄影界的理论权威。而一无大专学历，二无显赫职称的我，标准的“草根”一个，与权威们较劲，岂不是班门弄斧，自讨苦吃?还有,咱们搞摄影的人，谁不想闹个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头衔?!而我填写的会员申请表，恰恰正在报批的过程之中。此时此刻，我一方面确实认为把多元化当作摄影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应该批评;另一方面，又怕与中国摄协对着干，会使“会员”成了泡影。一时间，究竟是要“会员”还是要良心?很费了一番掂量——不是说文艺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既然自己选择了文艺理论这个事业，就应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好就说好，坏就说坏。”大义凛然，不怕得罪人;何况，理论家的天职是在批判中创新，而创新就要有点独立思考和铤而走险的胆识和勇气，豈能在专家权威的论断面前噤若寒蝉?!我坚信：理论家作为一名文艺战士，应该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敢于及时亮剑，该出手时就出手;理论研究 应该追求真理，不应该迎合权威，更不应该患得患失。争鸣刚开始时，多元化在各种思潮激荡中显得很有市场,而主旋律则相对支持者不多。即使这样，我也仍然仿效徐悲鸿“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顽强精神，坚持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的话，不随波逐流。
1988年10月,“第四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在厦门鼓浪屿召开。会上，主旋律与多元化两种理论观点发生了公开论战。年会开始，我在大会上宣讲一篇新论文,题目是《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摄影艺术的“主旋律”》。这是我的摄影艺术主旋律系列评论的第二篇。文章明确提出,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摄影艺术创作应当要有“主旋律”：第一,从思想内容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摄影艺术,必须占据主导地位;第二,创作题材方面,在坚持多样化的同时,应以“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为中心;第三,“双百”方针也是有主旋律的。贯彻“双百”方针,应该提倡现实主义,多拍振奋之作;第四,坚持雅俗共赏。
论文在大会上宣讲结束后,遭到“多元化”论者们群起而攻,说这是“划框框”、“定调子”。还把我的主旋律理论称做“僵化”“极左”“保守”的产物。双方针锋相对,相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以“无多(元化)不活,无主(旋律)不正”的提法,站出来搞折中调和,貌似不偏不移,实际是对多元化的一种支持。当时，我在会上虽然比较孤立,但是，以我为主、兼纳并存的主旋律理论，是对摄影艺术创作现实长期观察、分析、研究、概括、抽象出来的观念性结论，决非一时心血来潮，因而对主旋律理论不仅没有动摇,反而认为像医生用针灸治病一样,主旋律这一“针”,真正找准了“穴位”(多元化),扎住了“病根”(资产阶级自由化)。
理论年会结束后，1989年2月10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大众摄影》第二期，把我在大会上宣讲的论文题目改为《论摄影艺术的“主旋律”》，放在“争鸣栏”发表。并且通过“编者按”发出号召：“希望有更多同志参与讨论(批评)”。
时间，肯定了主旋律理论
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更大规模的论战架势刚刚摆开，原本处于四面楚歌的我，“忽如一夜春风来”——得到了党的支持。“支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来自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1989年3月10日，就是《大众摄影》的“争鸣”号召提出后刚满一个月，也即主旋律理论诞生两年半的时候，《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意见》明确提出: 新时期的文艺创作“要有主旋律”。还说：“要提倡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优秀之作;提倡一切有利于激发人们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的优秀之作;提倡一切有利于陶冶人们道德情操的优秀之作，这应当成为我国文艺创作的主旋律”;第二，来自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主旋律与多元化争论最激烈的1989年,也是北京发生政治风波的一年。原来，改革开放以后,不仅摄影界和文艺界有多元化问题,而且还有“经济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等等。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东一个主义,西一个主义,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搞得五花把门,最终必然由思想混乱导致社会政治动荡”(《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228页)。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对主旋律理论的肯定，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多元化理论的批判，不仅为我那两篇已经刊出的论文，增加了难以估计的“分量”,更使我开始喷发的潜藏智慧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以《求新求变与国情民情》为题，在《光与影》杂志1990年第一期首篇位置,发表主旋律系列评论的第三篇。以《评摄影艺术“多元化”问题----再论新时期摄影艺术的主旋律》为题，在1991年3月3日《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主旋律系列评论的第四篇。以《弘扬主旋律——繁荣摄影艺术的根本指针》为题，在1994年4月15日《中国摄影报》上 ,发表主旋律系列评论的第五篇。在主旋律理论提出后长达30多年的时间中，我心无二用，就研究主旋律这么一个问题。不仅在报刊、网络上发表了摄影艺术主旋律系列评论，还通过《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理论专著《主旋律主题与摄影文化》一书。
论战期间，为了写主旋律论文，我废寝忘食、如醉如痴，煮花生米时忘记关火，结果把一锅五香花生米煮成了焦炭而浑然不觉;为了写主旋律论文，桌边坐着写累了，有时就趴在床上写。甚至把坐火车、坐飞机的时候都用作创作时间;为了写主旋律论文，70岁开始学习电脑，不会拼音，就让孙女教我ABC。在主旋律与多元化论战期间,各种级别的摄影“理论年会”和“理论研讨会”、“作品赏析会”等络绎不绝,凡是邀请我参加的,逢会必讲主旋律。由于大会讲,小会讲,会内讲,会外讲,写文章还讲,慢慢地人们就把“主旋律”当成了我的“外号”。记得有一次开会,主持人点名时不叫我“宋海燕”的名字,而问“主旋律”来了没有?引得全场哄堂大笑。当然,刚开始时，这个“外号”带有一丝嘲讽挖苦的味道。后来随着主旋律行情不断看好，我又在1990年底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接纳为会员，“外号”也就从当初的贬义逐渐变成了褒义。围绕这件事，我曾以《从我的“外号”说起》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参加中国文联庆祝成立60周年举办的“我与文联”大型征文活动。结果，不仅获了奖,收入《美好回忆 盛世华章》一书， 中国文联还把此文推荐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栏目，向全世界广播。
随着争鸣的逐步深入,主旋律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就在这一理论提出的第二年，国家广电部电影局(现已并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把主旋律列为电影创作的指导思想，并依此对全国电影创作团队提出创作要求。1989年出片的《开国大典》，成为体现主旋律精神的标志性作品。之后，随着“五个一工程”问世，体现主旋律精神的一系列优秀文艺作品相继出现，对抵制庸俗、低俗、媚俗文艺作品泛滥，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供了难得的正能量。
35年来，主旋律理论在党的肯定与倡导下，不仅由当初的摄影理论逐步提升为艺术理论、文艺理论和思想文化理论，与此同时，它的适用范围还突破了文艺本身的功能与审美范畴，逐渐扩大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卫生、农林、科研、军事、外交、网络等广泛领域，渗透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变为影响社会变革的一种动力。在百度网键入 “主旋律”一词，可以查到数以万计的条目。诸如：“合作，是中俄关系的主旋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当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旋律”、“理性购房将成楼市主旋律”、“‘稳增长’仍是当前经济主旋律”、“春季护肤，补水、保湿仍为主旋律”、“涨价已成餐桌主旋律”等等等等，重庆甚至出现了用“主旋律”命名的酒店，三亚出现了“主旋律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有的地方还出版了《主旋律词典》。主旋律理论问世至今，什么奖也没有获得过，它是在人民群众实际使用次数的不断积垒中逐渐成为经典的。
1994年1月,也就是我提出主旋律理论的第八个年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上,中央对待主旋律的提法，由过去的“要有”提升为“弘扬”。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本次会议讲话中,对主旋律这一理论的内涵做了最精辟的论述。他说:“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与此同时，江泽民同志还把“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称作是文艺工作“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 至此,主旋律与多元化长达八年的论争，最终画上了句号。接下来，宋海燕创建主旋律理论的报道相继见诸报端——2003年6月6日，《中国摄影报》以《业余理论家宋海燕的故事》为题发表文章，把我定位为“主旋律理论首倡者”。 2012年3月16日，《中国艺术报》“理论”版以三分之二的显著篇幅，发表对我的访谈文章，醒目的大字标题是：《咬定青山不放松——访主旋律理论创始人、著名摄影理论家宋海燕》。正如佛家所说;真正的修行不只在山上，也不只在庙里，更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不顺心都是一种修炼。关键在于能不能把灾难视作功蹟分娩之前的一种阵痛。我虽然饱经沧桑，几度沉浮，但在从容与自信中，却活出了真实的自己。“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我的艺术实践过程中，灾难、贫困、低贱、忧伤等种种艰苦难捱的生活，象打磨玉石一样磨砺着我的意志，历炼着我的心性，提高着我的层次，增长着我的智慧，使得我的不屈性格更加韧性与达观。经过漫长的“反右”、“反左”、 “站队”、“游泳”、 “火烧”、“水煮”、“批判”、“斗争”、“整改”、“交心”、“斗私批修”、 “下乡上山”、“触及灵魂”、“脱胎换骨”、坐“冷板凳”等，对德行操守的重重锻打淬炼，伴随着祖国曲折复杂的成长经历，我也由“砖”型干部修炼成了“主旋律理论的创始人”、“学者型摄影理论家”。
从先进文化制度高度看待主旋律理论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作为新时期一项理论创新，主旋律不仅写进了中共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里，进入21世纪之后，又先后写进《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写进党的十八大报告里。特别令人振奋的是，十八以后的五年间，以习近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中国文联十大和中国作协九大等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以上会议的讲话中，“弘扬主旋律”成了最重要的关键词。他不仅每次会上都讲主旋律，而且还把“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作为政策和制度，写进由他领导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里。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等重大政治论断，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为了完成新时代提出的新任务，习近平同志又把让“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接下来，2019年10月31日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专门研究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把“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制度，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至此，我这个普通共产党员，在批评多元化时提出的理论主张——主旋律，通过写进党的有关《意见》《决定》《报告》和领导人《讲话》等形式，转变成了中央的高层决策，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著名作家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中曾说：大凡科学成就有这样两种：一种是经济价值明显，可以用多少万、多少亿人民币来精确地计算出价值来的，叫做“有价之宝”;另一种成就价值巨大，但又无法估计，没有数字可能计算的，叫做“无价之宝”。显然，主旋律理论之于我国的文化强国建设，当属“无价之宝”。
主旋律——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化芯片
曾几何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一次演讲中扬言：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提供了世界的某种动力，但是他们的知识分子提不出任何引领这个时代的思想，中国永远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价值观输出，没有软实力。但实践证明：这只不过是这位夫人的一厢情愿而已。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主旋律理论，既没有丢掉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的根本，又显示出了对人类社会进步旳引领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一项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思想理论，它不仅已经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化芯片，还越洋过海，走向世界。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先生，是西方最早正面肯定并且使用主旋律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此人参加北京奥运会后，以《中国的强大令美国反省》为题，在2008年8月29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称：“观看过北京壮观的奥运会，我很容易得出两个总结：‘天啊，这个国家的活力是无可匹敌的。’还有：‘开始教孩子们中文吧。’”又说：“我们现在需要搞国家建设——不是在伊拉克，不是在阿富汗，不是在格鲁吉亚，而是在美国。奥巴马不要错过这个主旋律。”不仅美国人讲主旋律，英国也讲起了主旋律。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西蒙·库柏，曾在2014年撰文说：“和平，21世纪的主旋律。”2019年11月15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发表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破坏’作为其政 策的主旋律”。2020年 5月19日 《今日环球》报道：世卫组织召开会议“团结抗疫成主旋律”。
据互联网文载：现在，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审视“主旋律”这个词的含义，不仅是因为它饱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含义与人文精神，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且能够与时俱进地引领社会审美风尚。主旋律，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逐渐成为世界进步文化的一部分。
主旋律理论，是我在摄影艺术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学术成果。主旋律理论，也正是国家建设文化强国的需要。在这里，个人奋斗和国家发展融为一体，个人的梦，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文章选编自宋海燕《“砖”型干部成“家”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