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序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伟大实践，正如苏区歌谣所唱的：“苏区政权开红花，花根扎在穷人家，一心一意为民众，团结工农闯天下。”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苏区党政干部自觉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赢得了苏区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鱼水情深的党群关系。
毛主席为百姓开“天窗”
在中央苏区初创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在中央苏区战事频繁和政务繁忙中，毛泽东对战士、群众的冷暖温饱，都时时放在心上，给老乡送医送药、车水抗旱、打井找水、割禾挑水、挖茅坑、修路桥等。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为广大苏区干部树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
当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叶坪时的住处，原是房东谢大娘的住房。红军来后，谢大娘就主动把房间让给了毛泽东居住和办公，自己搬到了楼下的房间居住。
一天晌午，刚从外面回来的毛泽东看见房东谢大娘正坐在门口纳鞋底，便上前亲切地问道：“谢大娘，天这么冷了，您怎么还在门口做针线活呀?”
谢大娘连忙站了起来，随口答道：“屋里太暗，不方便，门口亮堂些。”
毛泽东当即走进谢大娘的房间仔细察看。狭窄的房间虽说后墙上有一个小窗户，但外面的大樟树正巧遮住了光线，屋内确实很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如果不点灯的话，即使是在白天也很不方便。了解到这个情况，毛泽东不禁暗暗地自责起来，老人家为了支持政府安置自己居住和办公，却宁愿生活在这样一个光线昏暗的房间里。他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默默地离开了谢大娘房间。
毛泽东来到管理处，向管理处的负责同志认真反映了谢大娘住宿地方光线太暗的情况。管理处负责同志立即派一位干部，跟着毛泽东到谢大娘住处实地察看，现场办公，商量为谢大娘解决房屋采光的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管理处的同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建议，买来了一些玻璃瓦，请来了泥木工，将谢大娘房间一侧的楼板锯开偌大的口子，开成一扇“平躺着”的“天窗”，然后在天窗上方的屋面上换上了玻璃瓦，钉好了采斗。不出一个上午，原来阴暗潮湿的房间豁然明亮起来，温暖的阳光从玻璃瓦透过天窗照进了房间。谢大娘含着热泪，握着毛泽东的手说：“谢谢主席，这光亮，照进了我的心里啊。”
毛泽东帮助谢大娘开天窗的故事，像一阵风一样传遍了瑞金。当地的老俵还编成了民歌传唱：“哎呀嘞……有一个故事你听我讲，毛主席给我开天窗，开出个天窗明又亮，(介子个)共产党，就是那天上的红太阳。”
邓小平为老俵分田
1931年8月，邓小平奉命来到瑞金任县委书记后，经常深入乡村，了解群众生活。他喜欢和群众在一起，哪里有问题就搬到哪里去办公。他吃饭时喜欢蹲在板凳上和群众围在一起吃，吃红薯从不剥皮，风趣地对群众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浪打，丢了太可惜。”
邓小平还喜欢当地群众流传的一句话：“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他也常用这样的话来教育干部，要了解群众的意愿，切实为群众解决困难。
有一次，他到叶坪乡黄埠头村调查，得知贫农黄木生家6口人，上有两老，下有两小。但在分田时只分得三亩五分黄土岗田，土质瘦又无水源。看着别人家田里收割稻谷，他的田里种红薯也只长根不结果，忙碌一年，到头来收成甚微，生活十分困难。黄木生是个远近闻名的“老实人”，只知道起早贪黑地干活，自家收成少，也只怨自己功夫没到家，怨自己命苦。
后来调查了解到，原来主持黄埠头村分田的干部是一个欺软怕硬、爱占便宜的人，该村的地痞富农占着好田不松手，以多报少搞欺骗，干部自己得了一份好田，对群众就稀里糊涂乱划片了，群众意见很大。邓小平知道后，卷着行李到黄埠头村蹲点，他挨家挨户地访，一块田一块田地看，问题弄清了，将那些不称职的干部挨个撤换，重新组织贫农团对土地实行丈量，将田按肥瘦水源分为甲乙丙三类，然后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和劳力进行重新分配，肥瘦分均，多少拉平，并留出了部分好田作为红军公田。这样一来，问题很快得到解决。黄木生来到自己新分到的田里，抓起一把黑黝黝的泥土，激动不已地说：“这回我才算真正翻身了。”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干部群众无不欢欣鼓舞。邓小平想，建都瑞金，住的吃的用的都要增加，这给原本就很薄弱的瑞金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眼下必须借着这股东风，把喜庆当动力，将瑞金的生产建设搞上去。“一苏”大会一结束，他把县委、县苏干部找了来，郑重地和大家商量：“瑞金的地位提高了，担子也更重了。必须多想几条办法，打通几条路子发展瑞金经济，既要保证中央机关的生活需要，还要保障红军的供给，也不能让人民群众挨冻受饿。”
会议结束后，一个确保农业丰收、发展瑞金经济的运动在全县全面展开了。兴修石水、武阳水库的工程破土动工，壬田、桃阳、安治等区的水坝渠道修整也开始了，纸糟厂、纸烟厂、被服厂、硝盐厂相继开办，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建立起来了，劳动互助队、妇女耕田队、积肥突击队在劳动竞赛中干得热火朝天。
邓小平还经常与干部们推心置腹地说：要让群众信赖苏维埃政权，就得为他们谋福利啊!
张闻天砍柴送红属
1934年2月，“二苏大”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其后住在沙洲坝元太屋，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隔墙为邻。张闻天马列主义水平很高，是党内鼎鼎有名的教授、笔杆子。他为人谦虚、诚恳，对受到“左”倾错误排斥的毛泽东也很尊重，并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许多做群众工作的真功夫。他身体力行，带头实施《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就是他努力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范例。
上述条例号召各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轮流帮助红军家属孤寡老人做事，为他们排忧解难。为落实条例精神，张闻天召开了中央人民委员会机关干部会议，进行动员。会后的一天，他在下肖区检查工作中发现红军家属杨大妈生活困难，连烧柴都只能靠捡些枯枝败叶对付。原来，杨大妈丈夫早亡，儿子参军了，自己又年迈体弱。张闻天安慰杨大妈说：“老人家，你儿子参加红军去了，我们应当感谢你。你有难处，我们一定帮你克服。”
第二天，恰逢星期六，天一亮，张闻天就带着身边的警卫员和工作人员上山砍柴去了。午后，他们挑着满满几担木柴、松枝和芦萁，来到杨大娘家。杨大娘见状，赶紧从屋里出来，拉着张闻天的手说：“张主席，你看你这样忙，还记挂我的事……”张闻天应道：“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哪能忘呢?”边说边把柴卸下堆好，就要告辞。杨大妈说什么也要请大家喝口水再走。张闻天说留着以后喝，就离去了。
张闻天的事迹被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越传越远。在张闻天等人的带动下，苏区干部深入基层，为群众义务劳动，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干群连成一条心，铸成了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扛起枪来入红军
由于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赢得了苏区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拥护苏维埃，无私地将一切奉献给革命、奉献给红军、奉献给苏维埃。在当时“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下，中央苏区涌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景象。
瑞金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有户农民，一家有八个兄弟。在红五月扩红动员中，八兄弟中有一个报名当红军。当他兴冲冲地把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说与邻居听时，没想到邻居平淡地回应道：“你们八兄弟只去了一个当红军，这倒也没有什么稀奇。”邻居的反应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想起本村和周围村落一家几兄弟或先后或同时去当红军的事例，想起突击队的宣传，土地革命带给他们的好处……情急之下，他找来父亲和七兄弟，商量接下来怎么办。结果，大家一致同意八兄弟全体报名当红军。很快，他们就集中到补充师去了。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第三版刊发消息，报道了《八弟兄一齐报名当红军》这一感人事迹。“八子参军”是当年赣南苏区儿女扩红参军的一个典型代表。
还有兴国籍革命烈士李美群“马前托孤、义无反顾”的感人事迹。李美群，先后任中共兴国县委妇女部长、少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等职，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苏维埃候补执行委员。1933年，她带头动员新婚不久的丈夫参加红军。次年生下女儿不久，为应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她毫不犹豫地服从革命的需要，毅然将未满月的女儿托付给母亲，自己跨上战马，奔赴前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她服从组织决定，留在赣南苏区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李美群不幸被捕，次年春在狱中病逝，年仅25岁。
冒死救治红军伤病员
红军主力长征前，在中央苏区留下了大批伤病员。据原中央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张凯回忆，当时留下的6000多名伤病员，主要分散在瑞金、于都两县的老百姓家中，休养治疗。有的一户人家就收容了三四人。瑞金人民对红军伤病员情深意笃，照顾得无微不至。在群众的精心护理下，许多伤病员很快恢复了健康，补充到独立师团。1935年2月中旬，敌人开始对每家每户进行“清剿”，瑞金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红军伤病员转移到山上，或将他们认做了自己的“丈夫”“儿子”，使他们脱离了险境。
1934年10月，少共中央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当时他在瑞金闹了一场大病，终日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经过医生诊治是患上了疟疾，留守的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把他安排在九堡的叫割禾庆的老俵家里养病。割禾庆就像是对待亲人一样，每天给陈丕显端水送饭。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的形势特别紧张，敌人叫嚣着“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烧，人要换种”。还乡团、挨户团逐家逐户搜查。为了他的安全，房东在半夜把他背到离家有十几里远的山洞里躲起来，房东家那个不满10岁的孩子成了他的专职岗哨，经常守在洞口，一有敌情就吹竹箫。这家老俵还冒着生命危险去药铺给他抓药，在山上采摘草药给他熬煎，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他的病情渐渐好了。归队时，陈丕显摸摸口袋，里面还有十几个铜板，他就将这些铜板送给割禾庆，可割禾庆说什么也不肯收。多年后，陈丕显对这件事仍记忆犹新，他说：“这位老俵的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这件事给我教育很深，人民群众实在太好了。没有这么好的人民群众，革命事业就不会取得胜利。共产党为什么能得天下，就是因为他们和老百姓心连心，这是我亲身体验得出的结论。”
不仅如此，苏区人民还为红军提供了难于计数的军需粮秣和慰劳用品，保障了红军反“围剿”的物资供应。仅1934年5月至10月，赣南苏区就扩大红军8万多人，捐献稻谷90.6万担、被毯2万床、棉花8.6万斤、布鞋5万双、草鞋20万双，筹集军费150万元支援红军。当年瑞金全县仅有人口24万，就有11.3万人参军参战，其中5万余人为革命捐躯，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瑞金人民为了革命，购买公债78万元，支援谷子25万担，捐献战争费用22万元，就连存在苏维埃国家银行2600万银元也全部无私地捐献给了中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