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党史上的今天
1958年11月13日，中共许昌地委印发《关于执行毛主席<关于读书的建议>的通知》。《通知》指出，所有党员干部，特别是县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都要遵照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指示，积极开展读书活动，认真澄清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的混乱思想。
党史日历
11月13日
影像：
1958年11月13日，朱德视察天津新港。
1978年11月13日上午，邓小平在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听取关于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后，登上高22层的办公大厦的楼顶，瞭望周围一幢幢新建成的公共住房，赞扬新加坡在解决住房方面所作的努力。
论述：
1936年11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向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我们新的方针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向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但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在军事上有很多限制，不甚有胜利的把握；好处是没有自然界很多阻碍，有游击队帮助，可以扩大陕甘宁苏区。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这在政治上是很好的，是抗日的，对扩大红军也有利，但也要估计会受到敌人的限制。这两个方向各有利害，一般地说是向东，向东南比较困难。阎锡山说日可抗，红军不可抗，向东有逼阎与我们讲和的可能。报告在讲到统一战线问题时指出：我们总的方针就是要团结群众，用群众的力量，利用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要求与红军联合的变化，逼蒋介石走到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红军怎样处理的问题，他们要求我们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准备承认，这在政治上是有利的。在作结论时指出：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同南京谈判改红军番号问题，我们没有争论，但群众方面要很好地解释。
1943年11月13日—27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批评陈绍禹在十年内战期间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系统地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陈绍禹、秦邦宪等，指出：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陈绍禹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陈绍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作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初期党的路线问题，陈绍禹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速胜论，运动战，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组织上闹独立性。但陈绍禹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讲到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教条宗派分化出来的人是应当欢迎的。遵义会议不是稼祥、闻天分化出来是开不成的。他们二人不管过去怎样，但是做了对党有利的事。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他在结束发言时强调：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1956年11月1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针对国家预算问题，发言指出：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他提出，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这篇发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981年11月13日 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时，谈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指出：我们一直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强调的是集体领导。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是有些新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当然，也不否认个人的作用，比如说我个人在里面起了我自己应该起的作用。许多具体政策、具体问题，有的是这个同志提出的，有的是那个同志提出的，并不都是我一个人提出的。可以这样说，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最后是集体决定的。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建设情况时指出：一九七四年，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我主持起草的。这是一个转折，即要把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面来。过去由于各种干扰，特别是政治运动的干扰，始终没有贯彻下去，形成了历史上的曲折。现在我们说，除了国际风云发生激烈变化，例如发生战争之外，我们始终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这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至少要三四代人来干这件事。这个转折到一九七八年底的三中全会才实现。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转折，而是整个党、国家和人民的转折。在谈到不结盟运动时指出：中国一贯支持不结盟运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世时就是这样做的。中国是最不结盟的国家，但不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我们考虑在外面支持不结盟运动比当其中的一员更有利，对不结盟运动更有好处。
2018年11月13日 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时讲话指出，要通过展览，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团结奋斗，坚定全国各族人民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事件：
1927年
11月13日 在陆丰召开的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没收土地案》，决定立即开展土地革命。1927年11月，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人民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采取没收一切土地、统一分配的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广大翻身农民把标志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地契付之一炬。到1928年1月14日止，仅海丰县即烧毁地主田契47118张，租簿58027本。到1928年2月，海丰县没收和分配的土地占全县土地总数的80%，陆丰县占40%。海陆丰的土地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左”的错误。
1935年
11月13日 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1979年
11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邓小平于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