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党史上的今天
1986年12月18日，中共许昌市委、许昌市人民政府决定，命名8个文明村镇、21个文明单位，对13个先进村镇、37个先进单位和21名积极分子予以表彰。要求各县(市)和市直各单位继续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加强对建设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活动的领导。
党史日历
12月18日
影像：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力主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这是黎平会议会址。
1936年12月18日，红军解放了延安城。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进驻延安。图为红军开进延安城。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邓小平、陈云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论述：
1934年12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秦邦宪、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根据地。毛泽东则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1936年12月18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电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这个电报，改变了十五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的通电中提出的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946年12月18日 周恩来在延安干部会议作《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的报告。报告指出：“国大”开幕后，谈判全部破裂。我们只有在“国大”开了之后才能走，这样才能完成教育人民的一课。报告总结谈判的经验教训指出：斗争的双方，在斗争的基本方针上是绝不会让步和变动的。策略是根据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但策略又是为着实现基本方针的。武装斗争、和平谈判都是为着政协路线亦即联合政府的实现。现在不但下层群众，而且工业家，都反对美、蒋的独裁。预计再打半年到一年，战局一定要改观。这也就会影响到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农村的武装斗争。这三种斗争的汇合，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造成民主的新高潮。这篇报告节编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1959年12月18日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时，谈到质量互变规律问题。他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思想，指出：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他认为“这就是酝酿着战争”，指出：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即使两个阵营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
谈到公民权利问题时，他认为“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指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就没有保证。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
他还谈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次日，他在继续读这一章时，对“四个现代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这些谈话合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70年12月18日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在谈话中对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的做法提出批评，要求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谈话指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这篇谈话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78年12月18日—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全会指出：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绝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绝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问题。
全会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认为：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全会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高度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全会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92年12月18日 邓小平阅看《参考消息》两篇文章后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这个谈话收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
同日 江泽民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定要处理好发挥市场作用与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目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是从严控制经济总量，特别是要把好金融、货币总闸门。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当然，宏观调控不单单是计划手段，还有好多手段，包括金融、财政等。这篇讲话的一部分以《积极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路子》为题，收入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事件：
1934年
12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平等七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
1978年
12月18日－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2015年
12月18日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
2017年
12月18日－20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在会议上讲话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造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次会议总结和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2018年
12月18日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在大会上讲话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大会向100名获改革先锋称号的同志和10名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国际友人颁授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