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自古便是咽喉要地，被视为“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它的北、西、南三面分别被太行山、伏牛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和大别山环抱，中部和东部则是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对中原地区日益逼近，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中共中央对中原抗战进行了积极的部署，分别创建了冀鲁豫、太岳、冀南、太行等抗日根据地，跨越中原大地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也由此得以确立。从1937年9月23日至194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先后出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代理书记及晋冀鲁豫军区政委等职务。广袤的中原大地上，留下了邓小平领导抗战的丰功伟绩，体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超凡的领导才能，为中原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军事作战中提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
1938年1月，原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接任129师政治委员。到任之后，邓小平同师长刘伯承一起指挥了一次又一次的胜仗，如响堂铺伏击战、长乐村战役和百团大战等。在这些战役中，邓小平不仅认真贯彻“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而且还根据实际情况，总结提炼出了一些新的作战形式，丰富和发展了我党的军事思想。
1、“面向交通线”——打破日军“囚笼政策”。
日军在侵华之初就嚣张的认为，“只要交通有保障，灭亡中国绝对不成问题”。1939年9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峻上任后，便在华北地区大力实施"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利用“点”和“线”的连结，封锁和分割抗日根据地。当时，日军在正太铁路沿线的大小城镇、车站、桥梁、隧道附近密布据点，阻断了129师活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总部之间的联系。对此，邓小平果断提出“面向交通线”的口号，并成为反“囚笼政策”的三种作战形式之一。这一作战形式在中原抗战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仅在1940年期间，129师所进行的“面向交通线”的战斗就达到了850次，占所有战斗的60%。其中白晋铁路破击战只用了一日两夜就取得了胜利，保证了太行抗日根据地和太岳抗日根据地之间联系的畅通。
2、“敌进我进”——对“敌进我退”的创新性运用。
百团大战后，日军加紧了对中原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扫荡”和“蚕食”。邓小平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变化,在“面对交通线”之外，又创新性地提出和运用了“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即当敌人的主力进入根据地扫荡时,也派我军主力打入敌人后方和交通线去。邓小平认为，“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 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1】通过邓小平在敌占区、游击区推广和实施“敌进我进”的作战方针，为中原抗战的反扫荡斗争取得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从1942年开始，晋冀鲁豫边区派出了上千支小部队、武工队和大量干部到敌占区，一方面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或公开或隐蔽的斗争，建立隐秘的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开展锄奸反特斗争，强化政治攻势，瓦解伪军工作，领导群众进行反掠夺、反劳役、反抓丁的斗争，控制了一些日伪据点，并在许多村镇建立了隐秘的抗日政权。1943年，温村会议召开，邓小平作为太行分局书记，做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敌进我进”的思想在此报告中得以集中体现，它不仅是邓小平对抗日游击战略方针的丰富和发展，也是邓小平对“敌进我退”游击战争方针的创新性运用。
二、坚定党的领导，在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突出党统领全局、协调各方。
毛泽东把党的建设比作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在中原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同样认为“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
1、抗日根据地要在党的领导下执行“三三制”原则。
三三制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组成上所采用的制度。根据三三制原则，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和联系广大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与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虽然实行“三三制”原则能够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只占三分之一，所以如何保证党在抗日民主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就成为必然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对此，邓小平认为，首先要保证党对各级参议会、行政委员会选举和各级政府行政人员选拔的指导;其次要发挥党的模范作用，去影响非党干部积极工作;再次要教育党团和党员发扬民主精神，使非党干部勇于发表看法和建议;最后党的指导机关要定期讨论政策和法令，并教育党员端正对待抗日民主政权，自觉遵守法令和纪律。
2、党要统领与协调抗日根据地“四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
1943年2月,邓小平结合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一文中指出:“一个革命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虽然这“四种力量”的地位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但是党在这“四种力量”中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邓小平认为，“在没有党的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因为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基础，没有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党的领导不贯彻于武装、政权、群众组织等各系统中，党的领导发生错误，都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与坚持”。而且，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要善于掌握“四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起到协调各方的作用。首先，党要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四种力量”中哪一个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并在解决这一中心工作时要求其他力量的配合;其次，党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与武装、政权、群众组织之间的联系。其中“武装力量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通过邓小平在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突出党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不仅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坚定了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
三、坚持走群众路线，在群众工作中彰显“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自抗战以来，邓小平就认为群众工作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要坚持走好群众路线，彰显“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1、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利益出发。
邓小平认为要做好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积极抗日，就要从群众的需求出发，“不能只问人民要，还要给人民以利益”，【2】尽可能地帮助民众解决切身困难。首先，对农民而言，最切身的问题是土地问题。然而，邓小平认为并非所有区域、所有群众都完全适用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因此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众要灵活使用土地政策，比如在群众尚未发动的区域，应马上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法令;但在封建势力( 土匪、民团、局子等) 的统治区域，则不应马上发动减租减息斗争，而应从中日矛盾出发，扩大统一战线。其次，除农民外，邓小平还指出，要满足学生的求学，妇女的解除虐待、放足等切身需求。
一切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积极抗战。
在中原抗战过程中，邓小平一直把群众看作对敌斗争的力量之源。他曾指出：“当务之急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发动群众。目前华北战场，中央军败退得这样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八路军不光打仗，一定要发动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3】首先，要掌握群众运动的规律。邓小平结合抗战实际，总结出四条抗日根据地群众运动的规律: 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二是在发动群众后，立即整理和健全群众的组织生活; 三是在发动和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 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的范围之内。其次，要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邓小平认为，中原抗战中冀南群众运动的成功经验便是充分发挥了群众团体的作用。一方面，把广大群众组织在各种群众团体之中，运用这些群众团体进行民族教育，提高群众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另一方面，群众团体是在战斗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在不断的参战动员中得到锻炼，具有较强的战斗性。在中原抗战期间，晋冀鲁豫边区涌现了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救国会等多个群众团体，这些群众团体将广大分散的群众有效地组织起来。据1942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晋冀鲁豫边区共有3972259名群众参加了这些群众团体。而且，这些群众团体在党的统一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宣传、动员和组织各阶层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和大生产运动，为中原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重视科技力量，在经济建设中倡导“经验与科学的结合”。
众所周知，邓小平在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但殊不知，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邓小平已经开始重视科技的力量，在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大力倡导“经验与科学的结合”。
善用科技人才，大胆尝试，积累经验。
抗战期间，由于日军对中原地区的疯狂扫荡和严密封锁，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生活处境困难。而且仅靠简单笨重的劳动和落后的生产工具，根据地的经济生活水平很难得到大幅度提高。面对这样的情况，邓小平除指示推广使用纺花车代替手捻、举办木工培训班学制纺花车外，更在129师政治部专设了一个生产部，任命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农业专家张克威任部长。这个生产部并非是单纯的生产或管理生产的机关，而是专门负责农业科研的单位，并且是抗日根据地最早的农业科研机构。张克威到任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尝试推广种植美国的一种优良粮食作物——金皇后玉米。1942年，金皇后玉米种籽先在129师生产部农场培育。第二年，张克威又亲自指导，在太行黎城县南委泉村划定的种籽繁殖区71户特约农家试种，产量丰硕。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在全边区推广种植金皇后玉米。此后，张克威又在边区推广种植了西红柿。这两种农作物的大胆尝试和大力推广，不仅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质量，而且还让群众认识到科技的力量，在中原地区掀起了学习科学种植技术，积累先进经验的热潮。
2、
1942年至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旱、蝗、水灾，经济形势更加严峻。邓小平在支持优良农作物引入推广的同时，还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邓小平大力倡导“经验与科学结合”，他认为太行山土地不够，必须要深耕细作，把经验和科学结合起来。1944年，在太行区举办的第一届群英会上，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要把科学看成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应把科学离开了实际。科学本身就是实际经验总合。我们英雄们的创造,把它整理出来,好的发扬,坏的去掉,就是很合本地条件的好科学。比如,有些地方不能种金皇后玉菱或169小麦、811谷子, 就应在附近一带去发现好的种子,也可以大大提高产量,也就是合乎科学精神”。邓小平重视科技的思想贯穿了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始终，不但极大地推进了大生产运动，而且赢得了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拥护。正如邓小平所说：“无论战争、生产，无论渡荒、打蝗,无论其他方面哪一样不是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哪一样是黑暗专制的国民党干得出来?”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4.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邓小平军事文集: 第 1 卷[M]，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杨国宇、陈斐琴、王传洪，邓小平二十八年间[M]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
(作者：张茹，中共许昌市委党校，副教授，159363072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