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德国和日本是蓄意挑起侵略战争、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两个罪恶渊薮。在二战中，他们都对被侵略国家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战后又都受到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可是，在如何对待二战历史问题上，两国的做法大相径庭。对比剖析两国不同态度及原因，有助于防止战争悲剧再次发生。
一、德国、日本对战争的不同态度
1.
二战结束后，德国历届政府都采取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承认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责任，以各种形式向战争受害国、受害者真诚谢罪。1951年9月，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明确表态：“纳粹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了滔天罪行，对此我们有义务进行道德和物质的赔偿。”1970年，西德总统赫利向世界发布《赎罪书》，以国家名义承担德国挑起战争、导致世界大战爆发的罪责。2004年6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出席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活动，在纪念碑揭幕仪式上他说：“我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我们承认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严肃地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欧洲已经从战争中汲取了教训，我们作为德国人更不会回避这一责任。”2013年，德国总理默克尔重申：“我们对纳粹犯下的罪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对种族大屠杀受害人承担一份永久责任。”2015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演讲称：“我们一如既往地负有责任，让更多人知晓当时的残暴行径，让那一段记忆清晰地刻在人们心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德国多位总统和总理，在承认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责任上，立场是一致的，没有出现过否认战争罪责的倒退现象。
相比德国，日本却是另一番做派。1945年8月14日，走投无路的裕仁天皇颁布“终战诏书”。在“终战诏书”中，侵略中国的战争根本没有被提及，侵华行为被“忽略”。“诏书”绝不使用“投降”一词，只暧昧表示“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日本)”。裕仁天皇在“诏书”中还把日本塑造成受害者和世界文明的救星：“敌人使用了一种新代的、最残酷的炸弹，频繁杀害无辜，以致无法估算残害所及。而若我们继续交战，不仅招致我民族的灭之，还将迁延人类文明的破坏。”
日本在对二战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几十年徘徊不前，1994年，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对记者说：“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为日本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区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考虑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的。”在日本，主张彻底反省侵略历史并承担战争罪责的力量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即使是极少数有识之士明确表示认罪和道歉，却遭到右翼势力的攻击和首相的否定。1993年8月日本新党领袖细川护熙当选首相后表示：“由于我国过去的侵略行为及殖民地支配等，而感受过难以承受的痛苦与悲伤，我们再次致以深切的反省与歉意之情。”细川护熙因此遭到日本右翼势力轮番攻击，任职首相仅8月后就辞职下台。1995年8月日本社会党领袖村山富市上任首相后，发表“村山谈话”：“错误的国策使日本走上了战争道路，日本国民陷入了存亡的危机。由于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和痛苦。为避免将来重犯这样的错误，我毫不怀疑地面对这一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村山谈话”发表后，日本右翼多次对其进行诋毁和否定。特别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时发表否认日本应对侵略战争承担罪责的言论，大肆兜售“侵略定义未定”等谬论，否认日本二战中进行的是侵略战争。2015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的中学教科书，将现行中学教科书中关于二战中日军“侵略华北”的表述修改为“进入华北”，以此否认日本在中国华北地区发动的是侵略战争。2015年4月安倍在美国国会演讲时，刻意回避“殖民统治”“侵略”等词语。2015年5月安倍在日本国会辩论中，拒绝承认《波茨坦公告》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定性，声称他没有看全《波茨坦公告》，因此“无法做出评论”，妄图否定《波茨坦公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性定性。
2.
二战结束后，同盟国组织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分别在纽伦堡和东京对德日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战犯进行审判。
在“纽伦堡审判”中，德国纳粹元帅戈林等12名战犯被处以绞刑，其他战犯也处以相应惩罚。除了战败后自杀的希特勒和莱姆，以及极个别纳粹分子潜逃国外、匿名避罪之外，其他主要战犯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对于“纽伦堡审判”，德国政坛高官至今未发表过否定审判结果、为纳粹战犯开脱罪责的言论。为长期尊重和维护审判结果，德国制定了禁止为纳粹战犯和侵略战争翻案的法律，规定为纳粹战犯翻案最高可判刑10年。1987年8月17日，最后一名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原纳粹德国总理和希特勒的副手赫斯在联邦德国的施道潘监狱中去世，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全部执行完毕。
为适应长期追查和惩罚纳粹战犯的需要，德国于 1979年修改刑法，废除追究纳粹罪行的时效限制，以便长期、持续追查和惩罚纳粹战犯。2013年10月，拒绝认罪的前纳粹德国战犯埃里希·普里布克病死国外后，德方坚决不允许将其骨灰带回德国安葬，以示继续惩罚纳粹战犯的正义立场。德国仍追查和惩罚漏网的纳粹战犯的最新案例有：2014年1月8日德国地方法院指控88岁的前纳粹党卫军士兵维尔纳，涉嫌在1944年参与屠杀600多名法国平民，进而对其罪行提出起诉。2014年2月19日德国司法部调查人员搜查了9名纳粹嫌疑人住宅，这9名嫌疑人涉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参与杀害被关押人员，搜查后逮捕其中3人，年龄分别为88、92和94岁。2015年2月23日，德国什未林市地方检察院起诉94岁的前纳粹党卫军成员，此人被控曾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协助参与谋杀数千名被关押的犹太人。
与之相比，日本对待战犯就“宽容”许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中，依法宣判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战犯为甲级战犯，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死刑，其他战犯也处以相应惩罚。但是，日本裕仁天皇却没有被列为被告，这不仅为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东京审判的合法性留下了借口，也不利于日本正确认识和对待战争历史。日本在1951年9月8日与美国缔结的《旧金山和约》中明确承诺：“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审判，并将执行各该法庭所科予现被监禁于日本境内之日本国民之处刑。”然而1953年后日本右翼不时发表与上述立场相反的言论，甚至作出一系列否定东京审判结果的行动：1953年8月日本通过《对战争犯罪受刑者赦免的决议》，陆续释放仍在服刑的13名甲级战犯以及其他战犯。被释放的甲级战犯岸信介出狱后，竟东山再起，于1957年接任日本首相。另两名释放的甲级战犯重光葵、贺屋兴宣出狱后，也堂而皇之地进入日本政府，任日本外务大臣和法务大臣。漏网的众多日军战犯更未受到追查和惩罚，如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漏网后在日本右翼庇护下长期逍遥法外，自始至终未受到应有惩罚。战犯辻政信，漏网后在日本右翼庇护下，不仅未受到法律惩罚，还于1952年当选为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1959年又当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此后又3次当选为议员。对于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以“公务死亡”的抚恤待遇，将他们的牌位安置于靖国神社内，奉为日本的“靖国之神”“昭和殉国者”予以褒奖和纪念。日本右翼的上述言论及行动，无疑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公正性的挑战和否定。
3.
二战中纳粹德国和日本均实施过大屠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超过110万人丧命;在中国南京，30万人被杀害。除此之外，日本还强征大批中国、朝鲜等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对她们实施禽兽不如的凌辱和迫害。
对战争中纳粹德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国进行了深刻反省，并以实际行动安抚受害国人民感情。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遇害者纪念碑敬献花圈后，突然跪倒在纪念碑前，向遭受纳粹德国杀害的死难者真诚认罪赔罪。勃兰特的“华沙之跪”，被赞誉为“最具尊严之跪”，有媒体评论道：“跪下的是西德总理勃兰特一人，站起来的是德国政府和人民”。1995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的科尔，在以色列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再次下跪，重申德国的道歉。后来又倡议成立了德国“赎罪委员会”，以向二战期间遭受德国侵略的国家赎罪。德国的历史教育中，与纳粹相关的课程贯穿小学至高中，并在柏林市中心建立了“大屠杀纪念碑林”。在揭幕仪式上，时任联邦议长的蒂尔泽特别提到：“统一的德国必须坦白承认它的历史责任，而且要在首都柏林的市中心公布其历史上的最大罪行，以永远牢记这一切。”
与德国做法大相径庭，日本在对待战争罪行上始终避重就轻，企图将历史罪行一笔抹过。作为日本“头号战犯”的裕仁天皇，一直到死也没有对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人民表示谢罪。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势力极力狡辩：“战争中杀人本来就不算杀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日本政要不仅从未向遭受屠杀的死难者认罪，相反竟然把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的牌位安置在靖国神社，不仅褒奖他们为“殉国七烈士”，而且为他们修建起一座“殉国七士庙”来长期纪念。日本多位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这是对受害国家人民感情的伤害。据统计，1945年以来15位日本首相68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在骇人听闻的“慰安妇”问题上，日本首相、国会议员不仅多次信口雌黄地否认“慰安妇”犯罪事实，甚至颠倒黑白地诬蔑说被强征的“慰安妇”，是自愿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战地卖淫女”，安倍晋三在美国的演讲中称慰安妇受害者是“人身买卖”，公然掩盖与歪曲历史。这些荒谬言论是对遭受日军蹂躏的“慰安妇”新的伤害。日本文部省多次篡改历史教科书，招致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2005年修改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将“七七事变”发生的原因说成是“中国军队不断向日军开炮”，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原因被描述为“两个日本官兵在上海被射杀，导致日中间的冲突扩大了”。此外有关实行“三光”政策、强征“慰安妇”、建立731细菌部队等历史事实，彻底从教科书中消失了。
二、德国、日本不同态度的原因剖析
1.
德国战败后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盟国吸取了“一战”后未彻底铲除德国军国主义的教训，在二战后期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中，以处置纳粹德国为中心议题，开始制订彻底改造德国的政策，在战后对纳粹德国进行了较彻底的“非纳粹化”改造，从根本上摧毁了纳粹德国的军事、政治、司法等体系，这是德国战后能够正视历史、彻底否定纳粹、完全认罪的基础。“非纳粹化”运动废除了德国的纳粹法律，取缔了德国的纳粹党以及与之相关的部门和组织，逮捕和清除了纳粹头目及战争罪犯，使德国社会真正从政治思想上摆脱专制、独裁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影响，为德国建立健全民主政治作了必要准备。在彻底清算纳粹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国政府，与日本的“战犯政府”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战后期，根据《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投降后应由同盟国主要大国分别派遣军队进驻日本，在共同占领日本的基础上对日本社会制度进行“非军国主义化”的改造。英国、法国因二战元气大伤，又受争夺欧洲战略地位的牵制，未派遣军队进驻日本;苏联只派少数军队进驻日本，并未进驻日本的四大主要岛屿;中国蒋介石政府为准备内战更无暇派兵占领日本。美国就此成为亚太地区打击日本侵略的主导力量，并掌握了对日政策的主导权。“冷战”爆发后，美国处心积虑地要把日本纳入其在远东地区防共反攻的战略轨道，未从根本上摧毁日本原政府，将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也予以保留。擒贼先擒王，在纽伦堡审判中，对希特勒的副手、秘书等战犯依法作出的判决，实质是对希特勒本人应承担的战争罪责作出的判决。在美国的竭力庇护、主导下，天皇未被送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其直接后果，是使相当一部分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的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和反省就重新进入政界，甚至掌握了政治大权。如甲级战犯岸信介在担任首相期间，有一半内阁成员是二战战犯，因而被日本民众称为“战犯内阁”。美国对日本在经济上扶植，政治上纵容，安全上庇护。因此，对日本战争罪责的清算远不如对德国那样彻底。这也是战后日本否认侵略历史思潮长期存在和政治上右倾保守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因素，其传承性极强。它融入于民族的血脉之中，根植于民族的灵魂深处，并通过人的精神面貌和言行表现出来。德国民众信奉基督教，有追求理性的民族意识和特性，日本大和民族信奉神道教，深受武士道精神影响，这是两国对待二战态度差异的文化因素所在。
在德国，基督教有关赎罪的基本教义己为广大教徒接受，成为德国宗教文化的特征之一。因此，原罪——认罪——赎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因果关系程序。根植于他们内心深处的忏悔意识使得他们敢于面对罪过，敢于通过坦白忏悔，以求减轻内心重负、赎清自己罪过。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经过思想启蒙洗礼，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尤其是以“哲学的民族”而著称的德意志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反思或批判的理性传统。经过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德国人认为先有国民，然后才有国家和政府。国家是国民的，政府是可以改变的。政府如果不符合民意，人民有权起来反抗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德国社会的这种政治观念，使得反思和忏悔历史罪行不仅是二战以后的政府行为，同时也是德国人民的自觉行为。德意志民族这种善于反思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其有足够的自信否定自己的某一段历史，对他们来说，是理性的必然，也是历史必然。
而日本民族却既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反思，又缺乏自己独特的近代文化。明治维新前，日本承接的是中国汉唐文明，明治维新后，日本全力学西方，但只是器物和使用层面的，思想文化精神方面未得真传，这就导致其没有自信否定二战这段相对“辉煌”的历史。日本民族信奉神道教，宣扬天皇神国思想，认为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国家至上，要求人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天皇的意志，随时为天皇奉献一切乃至生命。“皇国历史观”对近代以来的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二战后日本天皇的地位和权力都有所改变，但天皇仍然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并对人们的政治心理和国家观念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们坚持传统的国家观，认为国家先于国民，国家与政府难以分割。因而过去的历史是不容否定的，否定历史，就是否定整个日本。这就是日本与德国对待历史罪行采取不同态度的文化原因。
3.
二战后，德国被分区占领，以后又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周围有英、法、苏等世界强国包围，受制约监督较多。邻国荷兰、比利时、波兰等国也曾遭遇纳粹迫害，有“恐德心理”，“冷战”爆发后，英美对德政策又有所改变，在这些国家的警惕注视下，德国人在历史反省问题上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地缘政治环境下，德国人深知要想在欧洲重新立足，必须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彻底清算，积极寻求周边国家的谅解，才能维持民族生存。长期以来欧洲统一的思想和战后欧洲共同体的发展，使认真反思战争罪行的德国很快融入欧洲国际社会。现在德国作为欧盟的主要成员国，其自身的发展已经与其他欧洲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战后的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被分区占领，国土基本没被肢解，而日本一直寻求日美同盟，严重依赖美国。近几十年来日本一直“把欧美当成主要竞争对手和出口对象，把亚洲当作主要生产加工场所，日本本土则主要扮演研究、开发、设计中心和生存经营组织中心”的战略。日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发展，既离不开欧美，也离不开亚洲邻国。而日本“重美轻亚”的国家战略，使它与亚洲国家在交往中缺乏诚意和信任。由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以及他们对侵略历史的反思态度，亚洲国家对日本依旧心存戒备。日本虽在经济上独占亚洲“鳌头”，却很难将强大的经济力量转化成在政治上的权利和威望。以至于在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问题上，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持赞同的态度，这将是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巨大障碍。
三、正视与反思历史，坚定维护和平决心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才能明白未来的道路和方向在哪里。 正视与反思历史，对于任何民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是政治家、领导人的任务，更是每个人的责任。
战后德国用实际行动反思自己的历史过错，勇于承担历史责任。2015年，德国最大的化工企业巴斯夫公司举行成立150周年庆典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前总理科尔及工商界1000多人到场。默克尔在讲话中不仅历数巴斯夫公司辉煌发展历程，更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我们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和二战结束70周年的时刻，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的另一面，正是德国人在一战中首次使用了巴斯夫公司生产的毒气弹，二战时期集中营屠杀犹太人使用的毒气设备也来自巴斯夫公司。”讲到这里，会场喜庆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来宾的表情也变得十分严肃。这样的庆典讲话，恐怕只会出现在德国，这也是德意志民族彻底清算历史错误的写照。在德国，从政府到民间，认同应当承担二战历史责任的正义力量占据主导地位。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自觉将反思历史作为不可回避的责任。在教育上，纳粹相关历史教育贯穿小学至高中，培养年轻一代的历史责任。目前是德国战后的第三代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场残酷的战争，但是多年来在社会氛围的影响教育下，反省纳粹历史的意识得到传承，反思历史已经成为他们的常态。正是因为敢于反思历史、正视历史，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德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国际关系逐渐修复，国际影响力逐步增强，成为欧盟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德国还与其他国家一起举办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活动，向世界传递勿忘历史、珍爱和平的理念。
与德国不同，日本的做法令人遗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七十五周年了，“日本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依然在矢口否认军侵略的野蛮罪行，依然在执意参拜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亡灵，依然在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依然在藐视历史事实和国际正义，依然在挑战人类良知。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日本政在历史问题上的承诺，而且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少数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引起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对于历史，日本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国际社会普遍担心日本军国主义会复苏，重蹈历史覆辙，日本如果不彻底反思历史，这个问题仍然并将继续困扰日本的对外关系。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多少遍，不论说的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正义的危害。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
经历了战争的人民，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如何建立反思精神，正确的反思和正视历史，首先要学会尊重历史，正确认知过去，同时需要一代代人的传承。明辨历史，传递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思考能力和历史责任感。历史不断远去，越来越多的战争亲历者离世，我们当代年轻人与历史直接对话的机会越来越少，怎样让反思历史的精神代代相传，这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正确反思历史、正视历史，珍惜和平、维护和平，和平才是有希望的。
作者：冯梦迪
单位：许昌市建安区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