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孕育产生于红军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得以深化和发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担当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组织发动群众，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伟大砥柱。回顾总结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对于我们牢记初心使命，以史为镜，砥励前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历史实践
全民族抗日战争是在以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进行的。由于抗日战争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而且战事复杂、过程曲折，在这一时期我党践行的群众路线具有抗战时期的独特性，主要表现是：在推进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加强军队建设以及文化、教育工作等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一）全面抗战路线为扩大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创造了条件。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则展开了全国性抗战。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确信中国有力量进行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而这种力量深深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只有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并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但是，国民党则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愿意实行民主、改善民主，害怕人民的广泛动员和组织会动摇自身的统治地位。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存在，“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全面抗战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意志。
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主动担负起组成抗日民族战线、共御外敌的历史使命。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策略方针。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和全国人民总动员等一整套战略措施。洛川会议通过的十大纲领和决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全面抗战路线的策略，为扩大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创造了条件，凝聚了全民族的抗战信念，使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全面抗战路线践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
为实现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推进国民党的统治政策实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另一方面，要求“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抗日救亡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
全面抗战路线实质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路线的旗帜引领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中。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从4万多人发展到了127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口也从150万人发展到1.25亿人，革命力量得到了空前发展壮大，广大人民以各种方式展开抗日救国斗争，并实现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目的。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传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特别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这既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炼，也是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经典总结。
（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念。
抗日战争是自卫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中国共产党把动员和组织群众作为最重要的工作，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也正是通过有力地宣传，鼓舞了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全中国的共农兵学商，海内外的华夏儿女，众志成诚，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
政治宣传鼓舞民众斗志。
为使共产党的主张被群众所接受，抗日战争时期，党通过制定和宣布纲领性文件，传达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的根本工作方法和思路，赢得了群众支持。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揭露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陆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北三省事件宣言》《八一宣言》《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一系列宣言、决议以及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些宣言在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受到了各阶层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革命斗志，为后来的抗日战争争取了民众力量，奠定了群众基础。
群众宣传凝聚团结力量。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深化了对动员民众的认识，指出“这是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我们把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视为抗战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我党通过采取标语、演讲、戏剧等多种方式开展宣传工作，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在全社会构筑群众基础的思想舆论。比如，河南省各地通过集会、演剧、标语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河南省战时教育促进团在许昌组建抗日救亡训练班，采取剧目、唱歌、讲演、漫画、办识字班等群众易接受的方式宣传抗日，扩大影响。我党还把揭露日军的残暴行为作为动员群众的方式，通过对日军烧杀抢掠野蛮行径的鞭笞和控诉，激发广大群众的民族气节和抗日怒火，从而把群众最广泛地发动起来，团结一致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
文化宣传激发精神动力。
我们党十分注重团结文化界的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筹划下，成立了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左翼文化新军积极从事革命文艺创作和马克思主义宣传，形成了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着重要作用。武汉沦陷前后，文化界提出“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三大目标，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积极宣传党的主张，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河南省党组织广泛开展革命宣传，省文化界创办的《风雨》周刊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的机关刊物，全省各地创办了大量救亡刊物，传播进步思想、革命理论和救亡文化，为抗日救国注入了巨大精神力量，体现了文化的引领力和号召力。
（三）充分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敌强我弱的基本国情，科学分析抗战形势，深刻认识到蕴藏在民众之中的战争伟力是以弱胜强、克敌制胜的力量。我党积极践行群众路线，把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把党的方针变成群众的方针，紧紧依靠群众，争取人民群众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推动革命发展的强大动力。
建立抗日群众团体。
毛泽东指出：“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加强组织工作，借助于领导的民众团体，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各项事业。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团体有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文救会、自然科学协会、反战组织、医救会等。除建立群众组织外，根据地还通过多种形式组织群众从事各项建设。晋察冀边区政府从1939年起便随季节成立各级耒耕委员会、麦收委员会、护秋委员会等组织，直接领导和辅助农民春耕、护麦、抢秋等工作，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抗战时期，河南省成立了千百个救亡团体，豫东的西华、札县，豫西的洛宁、洛阳、伊川、宜阳的一些地区，农民组织了看家队、农民协会、姐妹团等抗日救亡组织，进行抗日宣传、检查路条、清查汉奸等活动，为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带动下，克服了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出现了“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的生动局面。
扩大人民武装与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抵抗日本侵略者有效和重要的形式。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组织游击队开展东北抗战，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年、晋冀豫等19个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退居次要位置，以共产党抗日武装为主的敌后游击战争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敌后战场成为抗日主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游击战争不能一刻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党紧紧依靠人民，以各种形式将边区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采取“滚雪球”的办法进行“全民总动员”“实行全民武装”，各根据地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景象。敌后军民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战术战法，主力部队、地方兵团、游击队、武工队等多种群众武装力量相互配合，将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是人民军队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能够在艰苦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
实行三三制创建抗日民主政权。
抗日民主政权最显著特征就是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政权构成中的共产党员、非党左派和中间派各占1/3。通过三三制，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扩大了影响力。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群众还创造了诸如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选举办法，人民意志得到充分表达和贯彻，政权和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根据地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真心拥护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三三制原则的成功实践基础上，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进行了精辟概括。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四）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凝聚了抗日战争的伟大力量。
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中，我们党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和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从党的性质和宗旨出发，将“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一起”，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倾向，这是党的路线方针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
加强党的建设，赢得群众拥护。
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政治上日益成熟，组织、作风上日益巩固，提出并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这是党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的重要法宝。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我党克服关门主义，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以发展壮大。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由全国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在这期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军事思想、建党思想，比如人民战争、持久战、游击战战略思想，他所作的《实践论》《矛盾论》标志着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正式形成。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了党章。我党注重党员干部教育，把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干部学习节”，创办了抗大、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艺、马列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各抗日根据地沿袭土地革命时期的做法，制定了严惩贪污腐败的法令，对贪污腐败现象进行严惩。在战争环境中建设党，用战争实践来检验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有经历。正是因为党始终重视自身建设，才能够始终立场坚定，领导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奋起抗日，使人民摆脱了亡国奴的命运，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严守军队纪律，爱护保护群众。
中国共产党视纪律如生命，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为红军确立了三项纪律八项注意。新四军进入皖南后，形成了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对于破坏纪律的战士，轻则关禁闭，重则处决。部队还制定了严明的群众纪律，坚持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的“三不”政策。毛泽东曾讲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游击战争由民众组成，依靠群众支持，“游击队只有在确实保卫群众利益与积极作战中，才能够得到发展，因此，必须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严明的群众纪律，克服一切无组织无秩序的现象”。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狠抓纪律养成，党和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边区社会秩序井然，也使群众更加信任党和人民军队，形成了军政军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生动局面。
开展大生产运动，维护群众利益。
中共中央在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对克服物质生活困难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下面亲自开垦了一块菜地，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人的行动，鼓舞了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共建边区，使党的群众观点取得了很好的实践效果，有力支持了敌后艰苦抗战，也培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同苦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根据地还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了农民所受的封建压迫，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得到了开明地主、绅土对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支持。
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重要作用
探索了人民民主政权。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实行“三三制”，并在公共卫生、妇女权益、社会保险、拥军优属、社会教育、救灾治水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积累了经验，对其后建设新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时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群众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1945年，黄炎培同毛泽东谈话时提到了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并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也是我们党在抗战中依靠人民、发扬民主的实践总结。
扩大了统一战线。
土地革命时期，我党的“群众”主要指处于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和广大贫苦农民。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战胜利，必须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团结人民抗战中，我党为坚持、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动员发展一切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当时的群众线，除汉奸、地主顽固派等以外，其他人员都被我党划入了群众的范畴，群众的概念不断发展深化，不再局限于工人、农民，有了更加广阔的内涵。
赢得了民族独立与解放。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汇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奠定了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了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历史和现实使人民群众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抗日战争时期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民众动员如此广泛，民族危机感和使命感如此强烈。面对民族危机，中华儿女众志成诚、共御外侮，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在壮阔的抗日斗争中，形成了延安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等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锻炼了党的作风。
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优良作风，中共七大将之概括为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1942年至1945年，我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增强了干部的群众观念，密切了党群联系，实现了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时代内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持续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延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矢志不渝地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奋斗。
坚守人民立场。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把毛泽东关于群众的思想观点阐述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把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关系讲得很清楚。新时期我们要坚持好群众路线，就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走好群众路线，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当好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突出人民主体。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在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下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持续用好群众路线这一法宝，突出入民主体地位，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善于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谋求人民幸福。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和始终追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成功经验就是把群众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的时代条件下，共产党员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根本使命，积极投身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动实践中去，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扯，真正当好时代的答卷人，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薄力量。
作 者：赵昊奇
单位及职务：中共建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联系方式：15203746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