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我国农业在各项基础和资源极度短缺、农民普遍极度贫困的情况下起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始终根据具体阶段的农业发展需求，通过政策引领和统筹规划，在不断的理论实践中托举着“三农”事业稳步发展。在70多年的“三农”探索中，我国的农业生产关系得到了改革，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各类涉农资源得到了合理调配和有效利用，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呈阶梯状提升；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农业体系和农业科技建设也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可以说，70年来党的农业政策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历史推动作用。
一、党的农业政策在农业整体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一）建国初期党对农业发展的曲折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为了实现全国农民的解放，彻底改变封建地租式的生产关系，在全国开展了土地改革。195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标志着新的土地所有制形成。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解决农民温饱打下了基础。土地改革也极大的激发了农业生产力，据统计，1952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41.4%，粮食产量增长了44.8%。
1953年，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开始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发展的道路，全国农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获得稳定的发展。但1956年以后，左倾政治思潮和左倾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扩大化，党的农业政策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先后经历了人民公社运动、农业“八字宪法”在实践中受挫、“四清”运动、农业学大寨等运动，挡在这一时期的农业政策受到左倾政治化的严重影响，过度强调平均主义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丧失了原有支持农业发展的意积极义，严重约束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乃至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冲击，全国农业发展缓慢。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新时期农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农业发展中坚持实事求是，把“三个有利于”贯彻进农业发展的实践中，加快了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在当时全国力图实现发展变革的时代风潮之中，党的理论探索加上全体人民的踏实实践，共同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重要农业制度的实现。1982年出台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党的“一号文件”中再次对家庭联产责任制给予了确认和肯定，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当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一直到上世纪80代，党中央多次通过“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肯定，并不断完善、稳定了这一伟大农业发展制度。随着这一时期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理论创新与实践推广，我国农业发展热情和农业生产效率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建国后至1978年，我国年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徘徊在2.2%左右。1978年至1984年年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快速提升到6.9%。制度的创新完全激活了农业生产力，从此我国农业多年保持在高速增长，彻底解决了10多亿人口“吃”的问题。
（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党中央以积极开放的农业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农业活力
社会在不断前进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产生新的矛盾，而党的农业政策也总是能够适应这种发展，与时俱进地推动农业经济不断前进。如果说80年代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包干到户”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那么8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的初期，面对主要农产业生产过剩的新情况，党中央通过对农业流通和农产品定价方面的政策探索和改革，进一步激发了农业生产力。
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了40730万吨。产量的激增使我国农业的矛盾从缺粮、吃粮难转变为卖粮难和农业利润将低导致农民收入低。这种转变亟需改变原有的农产品统购政策。1985年，党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重点改革了农产品统购制度。根据政策，国家取消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工作，改为合同价订购。超过订购量以外的粮食，将允许农民自由上市销售。同时放开除粮棉等重要农产品之外的其他类农产品价格管控，允许进入市场自由交易。通过政策调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更多的作用。在新农业政策的引领下，农业生产活力进一步被激活，1985年农业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13%，农民纯收入增长11.8%。
90年代初期，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增长压缩了第一产业的发展空间，粮棉糖等重要农产品出现了连年减产的情况。1993年国家发布了《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12条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有效地改善了农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为了进一步稳定农业发展的持续性，党中央针对农地产权做出了重要的政策调整，将土地承包期从第一轮的15年延长到第二轮的30年，30年后再酌情延长。这一措施极大地提振了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农业的稳定发展。
（四）新世纪以来党的政策托底“三农”多方位发展
新世纪初期，我国农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全国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连年减少、农田水利设施陈旧等。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粮食安全受到了直接的威胁。 2004年之前我国是全球粮食净出口国。2004年后，我国转变为净进口国，而且进口增长量逐渐快于出口增长量；至2015年，我国食物自给率已经降到94.5%，这对求求第一人口大国来说十分危险。面对严峻形势，党中央连续多年颁布各类惠农政策，从减免农业税，降低农民负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科技的投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多个维度加大对农业大扶持力度，有效 推进了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
2004年，党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从9个方面提出27条措施，重点从实施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农业科技发展等多角度提升农业生产的综合能力。在政策的刺激下，我国农业发展实现了反弹，次年粮食总产量达到9680亿斤，较上年增产291斤。
2006年，为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现代化农业、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等重要方面进行了安排部署。根据《意见》精神，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国家财政投入在2005年的基础上有增加了422亿元，达到了3397亿元。在利好政策的引领下下，我国粮食产量迅速增产，2006年粮食产量达到了49746万吨。
此后，国家连续多年保持对农业发展的高位投入，并先后颁布了《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在强大政策保障体系的支持下，全国大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支出保护，协调推进城乡改革，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重要领域，实现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在提升了农民的实际收入的同时、有利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二、党的政策对农民逐步实现生活富裕的推动作用
（一）农业生产关系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助推农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后，全国近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到了7亿亩土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房屋等物资，还免除了每年须向地主缴纳约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有数据统计，土地改革前，占农业人口不到4%的地主阶层每户平均占有耕地144.11亩。而占农村总人口半数以上的贫雇农每户均仅占耕地3.55亩。土地改革后，原地主阶层占有土地下降到每户16.46亩，贫雇农则升至16.46亩。新的生产关系建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被广泛的调动起来。
直至改革开放前夕，“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阶层生活水平依然极其低下。1978年，农民平均收入只有74元，仅比1957年增加了33.5元。艰难形势下，党中央坚决破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反应在农业领域，80年代初期，陆续制定出台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等重要文件，有针对性地调整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农业的快速恢复和农民扩大收入奠定了发展基础。在正确政策导向的引领下，农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1984年的1.28亿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1984年的355.3元，平均年增速为17.7%；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23.7元，较上年又增长6.6%；到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提升到629.8元。相比1978年74元人均农民收入，可谓提升巨大。
（二）新时期一些列税费减免政策实现了农业的良性发展，助推农民收入实现持续性增长
随着中国发展速度的加快，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越来越突出的焦点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起。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农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速只有4%,仅为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的一半。面对新的情况，2000年开始党和国家开始逐步开展农业税制减免改革。当年即取消了乡统筹费政策、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资金集资和屠宰税等税收种类。这标志着农村税费改革进入实施阶段。2004年支农惠农政策进展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2006年，全国全面彻底取消农业税，在我国历史上存在长达2600多年的农业税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在这长达6年的税费改革探索期间，全国共减轻了包含300多亿农业税及其他各类不合理收费共1250亿元。农民收入也从2000年的人均2364.4元大幅提升到2006年的3587元。
在优化发展环境的同时，一系列直接促进农民增收的惠农支农政策开始实施。2003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意见》重点围绕促进农民增收释放政策，如：支持粮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收；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等方面。2004年，国家出台“两减三补贴”政策，除了逐渐废除农业税外，为农民提供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良种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四项补贴”。此后中央持续贯彻工业反哺农业的支农政策，连续出台政策不断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服务的持续投入，助推农民收入实现内涵式增长
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另一表现形式是农村公共事业服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公共服务事业一般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更公共产品的供应。一般而言，公共事业服务是体现社会基本公平的重要标准，提升农村公共事业服务发展是缩小城乡两极分化、提升农民自我认同感、保障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从我国现实来说，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道路、能源、水电、人居环境等基本事业；二是教育、社会保障、卫生、文体等高层次事业。针对前者，国家2006年正式颁布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强农民最急需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逐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2007年则把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实现新农村电气化“百千万”工程”作为发展重点，其他配套政策则把加快农村“村村通”公路建设、饮水安全等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产品作为服务重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针对第二类高层次需求建设，2005年，国家出台《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2006年开始正式免除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2007年则免除全国范围内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力推下，2008年在全国普遍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就医有了基本保障。为进一步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10年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提出“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医疗救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政策衔接”的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2013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体系进行了总体设计。至此，我国农村地区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公共事业服务体系，广大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
三、党的政策对农业农村的深度扶植——新农村、现代农业和农业科技的建设
（一）新农村的建设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发布《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首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规划，主要涉及巩固与建设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建设意见。在此后推行的农业政策中 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了对新农村建设的探索，真正的开展新农村建设，则是在2000年左右。
这一时期，我国农业发展迅速，但相比之下，第二、三产业和城镇发展更快，而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则潜在地制约了农业的持续高速发展。如农业现代化水平极低、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科技发展缓慢、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等等。面对矛盾，党和国家在2005年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并在2006年出台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坚持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加强农村民主症状建设等8个方面的工作，坚持加大“三农”投入、减轻农民负担、搞活农业经营机制。
在新农村建设的引导和带动下，短短几年内，我国农业发展成绩显著。农民收入除2008年略有回落外，其他年份持续增长。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大幅改善。2011年末全国农村各类公路里程达356.4万公里，相比2002年增长了1.7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1.5%；硬化建制村路面占比高达84%。农村饮用水改造成效明显。截至2011年底，饮用水改造累计受益人口达89972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94.2%。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与2002年相比增长36.6%。在新农村建设的强力推动下，乡村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样有了显著推动。农村社会和谐度明显增强。
（二）现代化农业建设
2005年以后，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传统农业生产率过低的短板愈加明显，由此导致农民种粮热情降低，耕地减少，国家粮食安全面临危机，建设现代化农业成为当务之急。2007年，党和国家发布了《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化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围绕发展现代化农业建设，从加快农业基础建设、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等8个方面对全国农业发展进行了部署。2008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八大则把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根本途径。
从实践手段上来看，多年来我国除了大力推进农田水利等基础建设之外，同时加大了对农业机械现代化和农业产业现代化两个重要领域的规划和投入。农业机械化方面，早在2008年，我国农业机械已经基本实现自给，并探索形成了分散农业联合使用大型机械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高效途径，大幅度提高了农机利用率。农业产业现代化方面，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现代化农业已具备一定规模，在现代化农业的带动下，截至2017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超过98%，粮食产量连续四年超过12000亿斤，农产品总体供应充足；有效灌溉面积和机械化水平都得到显著提高；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三）农业科技建设
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张、农民收入偏低的客观条件倒逼我国必须发展农业科技，走出一条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三率”皆高的农业科技道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已经开始研究农业科技的发展方向。1979年，在急需推进我国农业加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应势而生，提出“要研究解决农业现代化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形成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体系”的发展方向。1985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推进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以此为标志，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综合体系建设开始起步。1989年，中共中央开始全面推行“科教兴农”的国家战略；1993年则连续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两部专门法律，这也标志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法制化时期。为进一步明确新阶段农业科技发展的方向与任务，2001年国务院发布《农业科技发展纲要（2001—2010年）》，对今后10年的农业科技事业进行了总体规划，其中特别强调了要着力推进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此后理念中央一号文件都尤为强调农业科技创新对于我国农业发展提质升级的重要意义。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引领下。我国农业科技建设成果斐然。目前，我国依然建立了学科分类齐全的公共农业科研体系，为不断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科研力量保障；建立了覆盖全国所有乡镇的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有效保障了农业科技成果的及时转化和推广。与此同时，国家对农业科技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从1978年的7.2亿元提升到2018年的113多亿元。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成果收获巨大。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原创成果，截至2017年，农业科技领域共获国家各类科技奖励2227项。在农业科技的强力作用，我国粮食亩产从1978年的135公斤提高到2017年的367公斤，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亿吨提高到2017年6亿吨，肉类总产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回首建国70年的发展历程，我国农业在艰难困苦中起步，在探索曲折中成长，在自我革新中壮大，依靠党的坚强领导一步步从一个农业落后的国家成长为能够基本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划时代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蓝图，这为我国“三农”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最好发展机遇。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砥砺奋斗下，我国“三农”事业一定能够书写更加壮丽的辉煌篇章！
作者：杜慧 张海涌
单位：中共许昌市委党校 中共许昌市委党史研究室
职 称：讲师 秘书科科长
联系方式：18737471998 13569450127
邮箱 ：xcdsyjs@163.com
通讯地址：许昌市府西路市委8号楼8133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