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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求学之路与其他

许昌市委宣传部退休干部  杜天杰       
时间:2020-01-07  来源:  作者:

  回忆起求学路,似乎能够写求学路的多是大学者,文坛名宿,像我这只读过六年半“运动学”的农家子弟,何来求学路可说?不过作为人生经历,获取知识学习与积累的过程,确是经过一个漫长、坎坷岁月的。因此,无论是怎样的学习获取知识的形式,应同视为求学路的。
        一、启蒙——运动中求学
        我出生于1947年秋,我的童年、幼年是中国大地上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那个时期的豫东平原,虽是沃土千里,但炮声隆隆,享誉神州的淮海战役,睢(县)、杞(县)、太(康县)战役就发生在这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旧政权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政权地方拉锯激战正酣。这些大事在我幼小的记忆里虽无什么印象,然而连年的灾荒、战乱,穷乡僻壤的豫、皖、苏乡下,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的启蒙教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1954年间。建国之初,大的战事基本结束,农村经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之后,百姓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社会安定,有了四五年的休养生息,我的启蒙教育正是这个时期。
        一个甲子的时段对人生来讲算是漫长的了,回忆起启蒙教育学了些啥?的确朦胧模糊,只记得上学要订写字本子,全家人面对买来发黄的毛边纸无从下手,还是请来地主家识字的儿媳妇帮助订成的。到学堂发了两本书,买了一杆毛笔,一方墨盒,用一块方型灰布包上,手拿着就走进了教室。启蒙教育初学的内容脑海里基本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小学阶段的学校6年换过3处。一处是距我村西北两华里的杜堂村,两年多之后,就搬至一个设有集市的洪恩村,大慨不足3年又转学到距家三华里,在东南方向的梁楼村,这已是1959、1960年的时段了,也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农村施行大跃进、大食堂、大炼钢铁的阶段。这个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运动已波及到学校,接下来似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从1949年10月建国到1959年这10年间,土地改革、剿匪反霸、农业合作化运动、反右派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集体吃大食堂运动,十年间影响全国、全局的运动达七个之多,每一年多就会有新运动到来。虽然那时年幼不怎么懂事,但农村和学校跟着大环境喊口号,孩子有时跟着大人们夜里加班劳动还是印象极深的。如学校打右派时,某某老师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就被罢职赶回了家;像大跃进,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等;更深刻的印象是集体吃大食堂,把百姓做饭用的铁锅都收缴砸烂,把村里较大的树砍倒用作大炼钢铁,或大食堂烧饭,过所谓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生活,以至于造成了全国性的大灾荒。
        正是这个时期我在梁楼小学读六年级,大食堂散了,百姓又回到了自己家里做饭吃,日常生活所需的柴粮油蔬菜都靠生产队分着生活,烧柴吃菜几乎全靠各家凑合。每家的小孩子拾柴火烧锅就成了硬任务。放学在家为了拾柴煮饭,只要能烧着火的几乎什么都要,麦茬、玉米茬、棉杆根、树叶,当然更不会放过树上死树枝,甚至大树上垒的老鸹窝也要设法倒掉烧锅煮饭用。
        在大食堂散火的第二年我考入了韩楼四中,那是县城东部一所较好的中学。由于学校距我村15华里,每周都要往返回家拿吃的。家里的生活十分困难,甚至每天连一个杂粮馍也吃不上,只能带些红薯充饥。到了第二学期,因当年夏秋季节雨水较大,多数秋庄稼被水淹了,趁着放假父母让我到太康姨家拾些庄稼,溜点红薯,那里人均土地多些,能拾些回来贴补着来年渡荒春用。于是父亲就用自行车把我送到70华里外的太康县西的姨家,在那里我干了月余,捡回了两口袋约百多斤黄豆及红薯干之类的杂粮。然而,待我急匆匆地赶往学校上课时,进教室班主任就冷冷地说:“都开学10多天了你才来,你回家甭再上学了!”于是我就垂头丧气的回家了。现在回忆,想想那时人很傻,既没有给老师说明情况,也不会给校领导磨唧,听老师那么一句话就此辍学啦。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或许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拐点,仔细想想,没有辍学就没有在家近两年的劳动锻练,就没有后来合格的身体应征入伍,或许就没我后来20多年的军旅生涯。
        十四五岁辍学在家,在生产队上劳动挣工分。1964年11月我应征入伍,走进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开始了我22年的军旅生涯。
        二、自学——军营里求索
        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有的还做工,搞生产劳动等。当然,那个年代(1964年至1968年间),部队还兼有“三支两军”的任务。
        部队里的生活是紧张的,作风是严肃的,首长和战友们是团结的,即“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营作风。试想基层连队,从17岁至30来岁百多名年轻人,都是年轻力壮,虎虎生气,要想把这拨人带好,把一个连队搞好,要完成战备训练、执勤、生产劳动等任务,首先要抓好的是人的教育,即对每位干部战士怎样去规范、去统一行为,最有效地办法就是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落实,就是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风的养成,就是开展轰轰烈烈争创“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的活动。
        我入伍时不足17周岁。农家子弟,入伍前连县城都没去过,当然见世面极少。刚进入连队,虽然训练、生活、执勤都十分紧张,但军营那种和谐团结的氛围非常能激发有心进步的年轻人。这里有领导的关心,有老兵们树立的榜样,有很好的学习、生活条件(与农村乡下的生活条件相比),真的心情愉快,浑身充满着朝气。即便感觉学习、训练的压力很大,有时累的够呛,然而一觉醒来依然是那样精神。
        刚到连队,看着老兵们训练时的军事动作那样的规范迅速,800米的军事科目训练,翻越堑壕迅猛机智,抵近前沿S型奔跑,使我们这些“新兵蛋”有些紧张胆怵。不过我不怕苦不服输,总能在认真地学习训练中取得理想的成绩。记得在当年的训练考核中,我的射击、投弹、刺杀动作,以及政治学习和内务整理都获得了良好以上的成绩,由此我也被连队评为“五好战士”,并选进连部当了通讯员兼司号员。
        “文革”时期部队的学习教育内容是比较单一的,那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两报一刊”社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粱效”的文章(谐音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写作班子)。以大批判的文章为主,批判所谓的走资派和封、资、修的文章。我们这些部队最基层的战士,基本不存在识别能力,也不允许有杂音,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思想路线是坚定不移的。部队紧张有序的生活确实培养了我的自学自修精神。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中我学着写感谢信,从办连队大批判专栏中我学着写批判文章和编五字、七字长篇打油诗,从学写黑板报和表扬稿中我练习写短文,还默默地试着写连队年度总结性的材料,并对照连指导员年终会上的总结,找出自己的写作差距。为了写好文章,我养成了读报、剪报,摘抄报纸、文件中的好标题、重要内容及警句的习惯。同时我还注意练习自已的钢笔字、毛笔字,这些基础知识在我以后的机关工作中都派上了用场。
        入伍第二年的1966年7月,不满19岁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我被调入营部任通讯班长。到了营部也进了城市,虽然学习和勤务依然很重,但各方面的条件更好了,我的自学精神也更强了。这个阶段社会上的“文革”运动十分混乱,红卫兵之间的派性斗争,“文攻武卫”已动用了枪炮。动乱也波及到了部队的院校,我们这些执勤连队的干部战士依然只听部队首长的指示,抓教育、抓纪律、抓执勤训练,基本保障了部队的稳定。到了1968年的秋天,我接到了组织通知,抽调参加了省革委、省军区组织的赴洛阳拖拉机厂“民主整风”军宣队的任务,此次共抽调新老干部300余名,有时任省革委第三把手的纪登奎带队,进驻这个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停工停产的国家特大型企业。
        在“洛拖”近半年的“三支两军”活动中,其主要任务是团结调解两派工人视如水火的武斗,宣传组织他们“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实际上是组织生产一批国家急需援外的拖拉机。洛拖的车间都是地专级别,我进驻的锚焊车间,近400名职让我这21岁的毛头军人协调感到十分地惶恐,虽然也知道依靠车间的老领导、老骨干,开展广泛的调研,组织骨干职工学习,但真切的感知到了自己知识的浅薄和文化水平的低下。洛拖“民主整风”的半年时间震动了我的灵魂,更促进了我的刻苦学习精神,从此我自己暗暗下定决心,珍惜“职务升迁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把此作为加强自身学习的极好机会”。
        在军营从21岁提为干部起,到38岁转业到地方机关工作,这16年期间是我军营求学的最佳阶段,是我学习、积累、磨练的重要时段。我先后任机关秘书,组织干事,政工、宣传科长,多与文字工作打交道,也逼着自己多读书学习,多积累素材,多购书藏书,多向老同志及行家学习。“文革”结束后,全国恢复出版各类书籍起,我就省吃俭用地购书藏书,并且大量阅读过去没有机接触的文学作品,直到自己试着写散文及短篇小说。由于参加了部队的通讯报道和党史、军史征集撰写工作,锻炼提升了我的写作水平,为后来转业到地方机关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加压——实践中积累
        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我转业到地方机关的宣传部门工作,这是人生的重大转折。工作转型、思想适应、作风转变,生活圈子……一切一切都有很大的变化。好在军人时期养成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作风,仅用一年时间我就融入地方人少、事杂、工作任务重的氛围之中了,受到领导的重用和同仁们的好评,三年时间职务晋升两级。
        新的环境,新的职务和工作,我的学习欲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了适应地方机关工作的特点,我几乎没有休息过。星期天和节假日,加班阅读文件,构划文字材料,筹备会议,应邀聚谈,撰写经验文章,加之时不时地还创作短篇文学作品等,基本占去了我生活时间的十之八九。自我加压,争取更多的学习知识,提高写作技巧及文学素养是我生活中永恒的任务。记得40来岁时就养成了早醒的毛病,早晨近5点钟醒来就不再入睡,而翻看床头柜上的书籍,阶段性根据需要有重点的阅读,以充实积累和写作借鉴;有时也利用清晨头脑清晰时,构勒创作题目和框架,我的多数短篇小说或散文都是在黎明前夕成型的。
        在机关宣传部门的20余年间,我的工作先后涉及党员教育,社会宣传,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类创建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主持筹建成立了地级的企业思想工作研究会,农村思想工作研究会,还开展了企业政工职称评定活动。在任职的15年里,主持总结编撰的理论教育、经验汇编书籍等教材达13本,约300多万字。之后在退居二线任调研员的近10年里,我依然没有懈怠学习和创作,在6年多的市创建指挥部工作期间,尽管工作头绪很多,任务紧张而繁杂,我依然挤出时间创作7万字的中短篇小说《别梦依稀》《困惑》和近8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稿。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对党员干部、对社会公民的宣传教育,号召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坚定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多做贡献。总书记的号召,似旗帜,如丰碑,它将会为提高国民素质,坚信民族文化,铸就祖国辉煌奠定基石。
        自加压力就是心中的动力。“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辛苦受累,但它是自已的最爱。从2010年之后,我用6年的时间,先后创作、整理了自己6本文学作品集,诗集《步履漫吟》《夕阳唱晚》,散文集《步履随笔》《古稀笔谈》,小说集《别梦依稀》,报告文学集《托起明天的太阳》。这些文字作品的面世,或许就是我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学习,自我加压,余热生辉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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