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全国各地各基层党组织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起来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于4月24日胜利闭幕，全国人民都洋溢在欢乐的气氛中。一时间，在全国形成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根据世界形势，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发出了“要复课闹革命”的伟大号召。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全国人民闻风而动，热情很高，举国上下都在围绕“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中心，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全国的各行各业已逐步走向正规，学校也开始上课了。但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全国的大中院校招生，大都是由工厂、农村的工人代表和贫下中农代表推荐学员上大学，军事院校是由部队推荐上学，当时叫工农兵学员。一般是从哪里来，毕业以后还回到哪里去。就是在那一年5月份，我被大队党支部革命委员会和贫下中农代表推荐到鸠山红专大学学习。
鸠山大学是一所农业大学，是专门为农村培养技术人才的。
1969年鸠山大学分4个系招生，农业系、林业系、机电系和水利系。校部设在鸠山，水利系和林业系在那里上课。分校设在禹县东关的张良洞。那里是县农场所在地，场院很大，有足够的房屋，还有几百亩地，便于搞农业实验。农业系和机电系就在这里上课。我读农系，所以就来到了县农场大院。
我们两班大概有百十来个学员，都是从全县各公社各个大队推荐来的。教师有十几位，农系有4位专业教师，都是从县农业局选调来的。机电系有4位专职教师，是从县农机厂选调的有大专以上文凭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才。我们的校长叫张发祥，转业军人正营级，40多岁，走路说话总保持着军人的风度。平时说话面带笑容，既和蔼又威严。他还兼任着县民兵团的参谋长。我们分校的办公室主任叫余中富，是有多年教龄的县一中教师，爱打篮球，据说在县篮球队绰号“老虎”，他身材魁伟，对人却很和善。除了校长、教导主任和专业教师外，县里还给我们派来了两位政治教师，一位叫韩国央，一位叫李国祥，他们都是转业军人，40来岁，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都很高。学校把我们两个系按部队编制编成一个连，连长是我们农系一位姓董的专职教师，两班学员都叫他董连长。两班的班主任任副连长，政治教师叫指导员，不过平时也可以叫老师。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同在一个伙上吃饭，老师学生一样的饭菜，一样的饭票，这叫官兵一致，不搞特殊化。学校伙上有一个伙食管理人员叫孙丙方，称为学校的经委主任。为了体现民主，两班各推荐一个学生当经委副主任。我是农系推选的经委副主任，这样平时学员们对伙食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我们反映给学校。
一切就绪，学校开始上课了。我们的住室就是教室。我班40多名学员住在一所四间通开的机瓦房内。北屋，靠北墙是用木板铺成的大通铺。学校也按部队的管理方式要求我们。白天同学们把被褥叠得方方正正，整齐地摆放在靠墙的一头，晚上睡觉时，一个人头朝里，一个人头朝外。各自的碗筷洗漱用品摆放在南墙窗下的桌子上。进屋一看规矩整洁。室内外的卫生轮流打扫，可同学们都争着打扫。每月放假两天，每次来得早的同学，总要把室内外的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像亲兄弟一般。我班有两个女生，一个叫李玉琴，一个叫李春娥，是我班的两枝花朵，也是我们分校唯一的两朵花。两个女生长得非常漂亮，举止言谈落落大方。平时无论是劳动或是打饭排队，男同学都很照顾她们，她们也很懂礼貌，劳动时从不示弱，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
上课了，老师把黑板支在住室门口明亮的地方，同学们都围在一起，有的坐在自己的被褥上，有的就坐在床铺上，自己的膝盖就是桌子。老师讲得非常认真，同学们也听得非常认真，一边听一边做记录，记得很仔细。哪一点没记上，还要老师重述一遍。有的同学记得比较慢，下课后，大家再相互对一对，抄一抄。我们农系开的课程有土壤肥料课，由黄秀娥老师讲授，良种繁育课由田爱菊老师和董连长讲授，植物保护课，由我们的班主任张聚才老师讲授。每天4节课，上下午各2节。每节课1个小时，中间休息半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整理笔记。由于没有课本，我们每个学员每天要记录大量的课堂笔记。有的学员文化程度低，根本记不上，同学们就向学校提出建议，能不能把老师讲课的教材印出来，让学员们看着教材听，这样就好多了。学校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于是，老师就先准备教材，再刻板，然后印成材料，发给大家。当时，没有印刷机，连个打字机都没有，纯属手工先用铁笔在蜡纸上刻板，再用油印机一张一张推印出来。一份材料十来张，全班40多份，印出来也是相当费工夫的。老师实在忙不了，就找我们学生帮忙，后来老师就干脆把写好的讲课资料交给同学们，让学生刻板印刷。当时老师看我的字写得比较规范，干什么也比较认真，每次刻蜡版都是我的活。刻完后还要找人帮忙推印。那一段我总是加班加点地干，中午别人大都午休了，我一个人坐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刻蜡版，吃罢晚饭，同学们都到外面游玩或打球去了，我还要坐在办公室里赶任务。老师不断地关照我说：“该休息就休息，别坐得时间太长了。”我回答说：“没事。”我老觉着学校交给我的任务不完成，不做好，心里就不踏实。老师们看我干什么事都认真负责，有时学校有什么活动，需要刻印出来，校长教导主任也把工作交给我。一段时间后，我的字也有了很大提高。后来，学校从县里弄来了台铅字打字机，又调来了一个姓马的女教师，专门负责学校的资料打印工作，我才不再刻蜡版了，马老师还总是找我帮忙。
我们的政治课，不用作记录，也不用教材，就由指导员老师给我们讲毛主席著作，灌输政治理论。课堂气氛也比较活跃。指导员老师讲一段后，学生可以随便提出问题，让老师解答，师生互动，其乐融融。
除了专业理论课，我们还有实践课。做土壤化验分析，我们要到不同的田间，取一些土带回学校，作化验分析，并写出分析报告。讲良种繁育课时，我们到田间进行异花授粉操作，把母本的雄花去掉，再用做父本的雄花和母本的雌花相碰，然后再用纸袋把授过粉的雌穗套起来。讲病虫害防治时，老师带我们到离学校较近的棉田、玉米田做虫情、病情调查。每人检查100株禾苗，看病虫率是多少，然后汇总起来，写出病虫情况调查报告。发往全县各个公社，提醒生产队及时防治。每次的简报老师都让我执笔起草，写好后老师再看看，然后印成简报，发往各公社。除了上课外，农忙时节，我们还帮助农场收麦打场。收麦前，我们负责把种子田里的杂穗、劣穗去掉，保证麦种的纯洁度。收麦时，我们负责跟在大马车后边拾麦。打场时，夏天天气变化无常，一遇到天气突变，农场就叫我们帮忙。有一天，同学们正在吃午饭，有的才刚打好饭菜，就听校长在大门外喊到：“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先不要吃饭，西北的乌云上来了，农场的一场麦子没收起来，场长要我们帮助收一下。”老师和同学们听到以后，二话没说把饭菜端到屋内，就向外边的打麦场跑去。这时的西北方向乌云翻滚，并隐约听到沉闷的雷声。农场的打麦场足有10多亩大，里边的麦垛一个一个堆得像小山一样，摊麦子的地方也有四五亩大。平时他们就用3套大骡马拉磙辗麦，今年用上了我们学校的一台四轮拖拉机辗。刚刚辗好，看到天要变化，农场的场长找到我们的校长，校长就赶紧通知我们。我们来到打麦场，收场的用具都被农场的工人们拿去了，我们干着急，没办法。这时校长喊道：“农场的工人们，你们都把麦秸挑成堆，让同学们用手抱。”这样以来派上用场了。工人们都把辗过的麦秸攒成一堆一堆的，同学们像疯了一般，抱起就向麦垛跑去，挑得差不多了，工人们把手中的樑叉让给我们，他们都拿起了扫帚、木锨，一边干，校长还不停的催促我们：“大家再加把劲，一定要赶到下雨前把麦子收起来。”天上的乌云离我们越来越近，滚滚的雷声也越来越响，云中的闪电也不时划破天空，同学们顾不得擦去脸上的汗水，谁也没有停顿一下，都是抱起麦秸就向麦垛跟前跑去，和乌云赛跑，在和老天争时间。还真不错，麦场收起来了，麦子用大帆布篷盖好了，天上刮起了一阵风，接着铜钱大的雨点落下来了。农场的场长姓苗，这时苗场长对我们校长说：“张校长，谢谢你们啦，谢谢老师们和同学们!你们可帮了我们大忙了。”张校长说：“咱们住在一个大院里，本来就是一家人，何必客气呢?”农场附近有一座气象站，里面有4位气象监测人员，看到天气有变化，他们也都跑来帮忙。气象站的站长姓马，30来岁，这时苗场长看到他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开玩笑的说：“小马，早上你不还告诉我今天没雨，让我们放心打场吗，怎么突然就来雨了呢?”小马笑了笑说：“你没听说过，天有不测风云吗?”一句话大家都笑了。时间长了，我们和农场的职工们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那个时期也正是在全国宣传要突出政治时期。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在全国形成了学习样板戏热潮，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开展体育运动热潮。我们学校的生活也紧跟形势。每天除了上课学习外，学校还组织了篮球队、文艺队。学校的晚饭开得比较早，晚饭后，我们两个班的篮球队就开始球赛。农场有篮球场，有一对球篮，场地非常宽敞舒适，我们又大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的青年，一个个朝气蓬勃、生龙活虎。两个班的球队，谁也不服谁。再加上两班的政治指导员都非常喜爱篮球运动，各带一个队。我们的教导主任余老师更是县篮球队的健将，他总给我们指导训练。每次两班球赛他都要监场，最后评判。赛球时，两班的同学和老师们也都各站一方，不断呐喊，为本班的队员加油鼓劲。哪个队进球了，哪班的老师就带头鼓掌。一个多小时后，参赛的队员们都出一身汗，然后洗一洗，擦一擦，挺痛快的。
夜幕降临时，文艺队开始活动了。两班的住室里，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吹笛子的，还有拉二胡的、拉大弦的。两个住室相距不远，一个比一个热闹。每逢这种活动，都少不了各班的班主任老师在场组织。虽说不是比赛，也是在暗赛。有的学员不会唱戏，也不会唱歌，会唱的同学就是老师。我还曾教过大家一首《大刀歌》呢。回想起来，那可真是火红的岁月。在那火红的年代里，学校的一切活动都紧跟形势。
在毛泽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农村有基干民兵连营，每年冬季都要进行一次军训，并进行实弹演练。1970年的冬季，学校也专门组织我们进行了一次军训。主要练实弹射击。我们的校长是县民兵团的参谋长，从县武装部借来了百十支步枪，每人发一支。两个政治指导员也都是军人出身，每天带领我们来到颍河滩上，教我们如何卧倒、出枪、瞄准、射击。现在我还记得瞄准的口诀：“左眼闭、右眼睁，缺口对准星。”无论天气多么寒冷，我们一趴就是两个小时。一星期后，进行实弹射击，每人3发子弹，射击距离100米。在堤岸的土崖下竖一个靶子，上面标出几环，中心是十环，环越少面积越大。弹靶前边挖一个1米多深的土坑，报靶员就蹲在里边。枪不响，报靶员在里边一动也不能动。枪响后这边吹哨，那边才能看靶报靶。那天，我的第一发子弹就中了个九环。枪响后，报靶员举起了个“9”字，我心里很高兴，也很激动，亲自跑到靶前观看，果然不错。还没有人中过九环呢。回来后，我就接着打第二发子弹，我扣动扳机，只听到“砰”的声，报靶员给我举起了个“0”。这时指导员对我说：“别慌，别激动，要沉着，争取下次打好”。我一言没发，静下心来认真瞄准，屏住呼吸，慢慢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报靶员又给我举起了个“9”字，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指导员也连声叫好，站在我身边的校长也笑了。实弹演练结束了，枪全部收交回了县武装部。
第二年的冬季，临近毕业的一个多月，我们从县东关分校集中到了鸠山校部。鸠山大学是1958年经县委书记刁文创立的。校址就在鸠山脚下。那里建有两栋两层大楼，在当时已经很气派了。由于“文化大革命”，学校停办了。两栋大楼，一栋由县林场在那里驻扎，比较完好。而另一栋楼已经破烂不堪，没人住也没人管，门窗都被破坏了，学校和林场职工就住在一起。我们来到这里，4个系会师了。4个班近200人，学校热闹起来了，附近的山上也热闹起来了。好多平原来的学生，没到过山区，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每天中午或晚饭后，三五成群去爬山游玩。傍晚的时候，校园的操场上也站满了人，打篮球的，看打篮球的，还有方圆几里的老乡们，有空也都到这里来玩。学校附近有个石头寨，叫天王寨。据说是旧社会老百姓为逃避兵匪的骚扰建起来的。解放以后，没有土匪了，石寨也就荒废了。1958年建校初期，鸠山的第一批学员，第二批学员都住在这。里边有人们用石头垒起来的石洞，后来都没人住了，也没人管了。当时寨内连一颗树也没有，只有野草。同学们却经常跑到里边去玩。我也曾和别的同学一道，去过两次。
来到鸠山校部以后，学校进行了第二次军训，徒步行军训练。同学们背上背包，沿着山路，从鸠山走到神垕，再返回来。这倒还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是夜间紧急集合训练。当时抓阶级斗争抓得比较紧，学校经常给我们上阶级斗争课，讲国内外形势。要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说我们都是基干民兵，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我们要能够拉的出、打的响、战的胜，不要害怕，反应要快，要听从指挥。我们心里也时时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
一天晚上10点钟以后，同学们都已睡下了，有的已经睡着了。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轻轻地推开了我们住室的门进来了。并轻声的说：“同学们，都睡着了吗?”这时有的同学回答说：“还没呢。”张老师赶紧说：“小声点、小声点，不要开灯。”同学们听到后马上坐起来了。张老师接着小声说：“今天晚上学校要搞紧急集合训练，一但有信号，马上起床打背包，到操场上集合。学校要看那一班的行动快，你们别声张，现在就把背包打起来，坐在屋里别出去也别吱声。听到学校有紧急集合哨响，背上背包到操场集合，不要走漏风声。”说完张老师关上门走了，同学们就一声不吭摸着黑捆起背包来。一会功夫背包就捆好了。排长小声对大家说：“大家就坐在这里等着吧，我们一定会得个第一名。”大概在12点的时候，校园里突然响起了雷管的爆炸声，四面八方响成一片，震得玻璃窗都哐哐直响。寝室外边的楼道里，也响起了急促的哨子声。同学们背起背包马上就要冲出去。我们的排长说：“慢，稍等一会儿，不然会引起怀疑的。”稍犹豫了一下，排长说：“走!”我们就向操场奔去。谁知去到一看，其他三班队伍都集合好了，把张连长急的大发脾气，大声喝道：“你们怎么搞的?行动这么慢。”集合好队伍后，校长简单说：“接到上级通知，距我们十几里地的公社所在地唐庄有情况，要我们马上赶去支援。路上大家要跟上队伍，不要拉下。”接着就出发了，校长和指导员走在队伍的最前边，各班的班主任走在各班队伍的前边，队伍后边是几个女教师和其他教师。沿着崎岖的山路，黑灯瞎火，谁也不说话，紧跟着队伍前进。十几里地的山路，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唐庄后，天还没亮，村里静悄悄的，队伍在村头停了下来。这时校长宣布说：“今天的训练已结束，我们已按时到达了目的地，原地休息半小时后，赶回学校吃饭。”师生们大都累的满身是汗。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开始返程。返回学校后，校长在大会上特别表扬了我们班，说我们班事先没有得到消息，是真实成绩，同学们偷偷的笑了。
在鸠山校部的一段日子，一切都很好。只是用水遇到了困难。学校的院子里原有一口水井，足有四五十米深，井口井筒都比较大，上边安装着一架双把辘轳。一条钢丝绳缠在辘轳上，两端各吊着一个水桶。水桶比较大，一桶水能装普通水桶两桶。打水时，辘轳两端各站4个人，一共是8个人绞水，两个水桶一上一下，一个水桶提上来了，另一个水桶刚好下到井底灌满水。这个下去了那个上来了。这种设计，在当时还是比较科学的。由于学校附近有个关山煤矿，煤矿的开采，使井里的水位急剧下降。我们分校的人没来时，井水还勉强够用，又添了百十号人以后，用水就紧张了。每天轮流由各班抽出8个人专门打水。打水勤了，水也涨不及了。打上来的水很浑浊，只有通过一段时间沉淀后才能食用。除了保证师生吃水外，学校不让洗衣服用。早上洗脸，每个班也就分两盆水。洗过脸后，也不能倒掉，每个住室门口放一个水缸，倒到里边，洗脚、和煤用。就这样水还是不够吃。学校只得让各班轮流到距离学校五六里地的涌泉河去挑水，我也去过两次。每天早上5点多出发，七八点钟才挑回来。每次出动十几副水桶，两人一副，轮换着挑。由于山路坎坷难走，等到把水挑到学校，就只剩下两半桶水了。那时候年轻，也正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自觉革命求进步的时期，逢有劳动任务，同学们都自报奋勇，争着干、抢着干，恐怕轮不到自己。无论学校组织的任何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同学们的热情都很高，都很踊跃。现在想起来那时我们所处的时代，真可谓火红的年代。我们的青春岁月，也真是火红的岁月，真的很豪迈，很自豪。
临近年关，学校组织了统一考试。考试要求不是很严，不说是开卷，也允许同学们翻看资料，考试全部及格。考试结束后，同学们全都领到了毕业证。毕业证是一张奖状样式，上面正中是毛主席戴着军帽的头像，头像两边各整齐的排列着三面红旗;毕业证左右两边是黄金色的麦穗;正下方是一朵大红花，大红花两边是工厂，整个图案都是用枣红金黄两色毡绒刷上去的。中间填上xx学员、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人在鸠山大学x系修业期满，准予毕业。右下角落款是禹县鸠山红专大学革命委员会，并加盖有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公章。
毕业证一发，说明我们就要离校了，学员们失去了往日的高兴劲，一个个都流下了眼泪。班主任老师在同学们面前也流泪了。原计划两年毕业，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年多就让我们毕业了。一年多的相处，师生、同学们之间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男教师像大哥哥一样关心着我们。我们班的两位女教师也像大姐姐一样爱护着我们。同学们之间都像亲兄弟一般团结友爱。休息日同学们从家里回到学校，谁带来了好吃的都要分给大家尝一尝。平日里谁要有个头疼发热的，同学们都争着给他打饭、送茶水，真是亲如兄弟。今天一说要分开了，整个晚上大家都没有睡好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别，并互相记下家庭住址，说是以后有机会了联系。第二天，同学们打好背包，执手告别。我们是工农兵学员，从哪里来又要回到哪里去。
发过毕业证的那天中午，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把我单独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天栋，告诉你个好消息，根据你在校的表现，学校准备让你留校当一名校工，在办公室里帮忙。学校已决定了，是办公室主任余老师我们两个推荐的，全校只留一个。今天下午校长会找你谈话，你有个思想准备。”在当时那个时代，谁要是能跳出农村，当一名合同工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连忙说：“谢谢张老师和余主任对我的信任。”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嘭嘭直跳。下午2点多钟，张校长果然找我来了，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我心里很激动，但仍然保持很沉着。到了校长的办公室，他让我坐下，然后问我家里有几口人，兄弟几个，父母身体状况如何。最后问我，你如果长期离开家庭，你父母会不会同意?因为我事先心里有数，回答校长都很满意。最后校长说：“学校准备让你留校做一名校工，全校只留一个，根据你在学校的表现，老师们都同意。不过你还得先回去，等我上报到县委批准以后会通知你的。”第二天，我和其他同学一道都返回了家乡。过完春节一个多月了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时乡下还没有电话，我就抽空到县城找到了班主任张老师。他告诉我：“学校有变故，校址要搬迁了，原来的一班人马要调整，校长也换了，教师也暂回原单位听调，原来说让你留校的事也不再提了，很可惜。”当时我说了几句表示谅解的话就离开了。
回乡以后，当年我就在村里当一名民办教师，后来又当了小学校长转为公办教师，一直到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