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逢盛世，百业俱兴。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用工匠的精神与科技接轨，拓展了治国、理政、强军、富民的康庄大道，中华民族有了国威，有了尊严，国人为之振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我回顾了一段难忘的旅程。
在我年轮进入倒计时的节点上，我萌生了寻师访友的渴望。趁手脚还灵便，我毅然满载着精神上的富有，搭上了时代的快车，从许昌出发，直奔革命圣地——陕西省。
沿途，我心潮澎湃。蓦地回首，那如梦如幻的陈年往事，竟刻骨铭心地历历在目。
那是一个国破家亡的苦难年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寇侵犯我中华。不到半年，竟践踏了我半壁山河。家父不愿当亡国奴，携妻拖儿带女冒着枪林弹雨，挤上了最后一列西行的列车。列车刚驶进河南省境内，就遭遇敌机猛烈地轰炸，难民们被迫弃车逃亡。很多同胞未能幸免，眼睁睁地看到他们被炸死在田野上，有的血肉飞挂在树枝上，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万般无奈，父母亲联手紧紧地环抱着我们兄妹，死守在车厢的一角，准备与火车共存亡。待敌机淫威过后，幸存的难民们继续涌进陕西省境内。我二哥丢失，小妹夭折，大哥奔赴前线抗日杀敌，大姐在杜公祠当侍女，我被送往山区儿童教养院……
直到八年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举家返回故里——湖北武汉。
时隔半个多世纪，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凭借着儿时的旧照片，决心去寻找一个全新的感觉。
回顾当年，我还不满10周岁，就被教养院塞进一列运猪的车厢里，准备发往边境去流放。我逃跑了，沿着铁路线跑到绛帐镇，找到了患癫痫病的母亲。她口吐白沫，还紧紧的搂着不满周岁的小弟。后来，我们辗转到了陕西礼泉县，我免费进了当地一所简陋的女子小学读书，就在这所母校里，我们全班仅有的11位小女娃结拜成了姐妹。
几十年过去了，要想寻找失联的童年姐妹，谈何容易?我找到新华社陕西省分社求助，受到张喆锋记者的热情接待。
凑巧的是在西安工作的小妹(照片前排右一)正是我在西安客居的近邻。这意外的相遇令人喜出望外。当小妹得知我西安之行的来意时，欣喜若狂，当即通知了在西安定居的大姐(照片后排右一)和六姐(照片后排左三)。
我急于想见到大姐，事先没有与大姐约定，想给她一个惊喜。当我登门拜访时，大姐竟将我拒之门外。她隔着门缝说：“对不起同志，我已经离休了，有事去找单位。”我忍俊不禁，大姐误以为我是找她打官司的。我索性挤进门去，亮明身份。她愣过神来，把我搂进怀中，久久不愿松开。大姐和我都是从事政法工作的，她从小家境十分贫寒，是姐妹中唯一的地下党员，当时她年仅13岁，我们都很敬重她。
在拜访六姐的时候，令人唏嘘。六姐毕业于西北大学，在工大执教，是姐妹中唯一的大学生。她曾有过一任右派丈夫，意志比较消沉。当我衣着警服出现在她的眼前时，她本能地向后退了两步。我亲切地叫了一声：“六姐。”她表情漠然。经我再三表明：“我是女小的八妹。”她不停地摇头否认。无奈，我掏出当年的旧照片指认时，她已泪流满面。我意识到她的隐情，不便深问。当她轻轻地靠近我时，我若有所思地说了两句：“一切都过去了，今后是美好的。”她微笑了，笑得很真实，我如释重负。
在十一妹的精心策划下，相互串联，很快在陕西省境内的宝鸡市、咸阳市、礼泉、武功等地找到了其余7位姐妹。
当姐妹们有生以来得知第一次在西安聚会时，“重逢的诱惑”使她们立刻焕发出青春，不约而同地摆脱家务，撩起垂发，扯平衣襟，风尘仆仆，第一时间赶到西安，在小妹家中欢聚一堂。我们中间有法官，有教授，有公务员，有职员，还有农民和家庭主妇。虽然职业不同，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血是沸腾的。我们彼此相拥相抱，嘘寒问暖，欢声笑语，都有相逢恨晚的感触。
此情此景，受到张喆锋记者的特别关注。他激动地提高嗓音：“前辈们，静一静!请你们按照老照片原来的位置排列，再合拍一张留影。”
[图二、图三说明：十一姐妹新旧照片对比]
随即，记者又与有关方面联系，邀请我们免费逛公园、游景点。最后在大雁塔前留影，尽兴之余，我们品尝了饺子宴……
[图四说明：在大雁塔前合影]
聚会之后，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是姐妹中唯一的外省人，“寻师”是我此行的重中之重。我向姐妹们说明了我的初衷，得到了农民九妹(图一后排右二)的积极响应。九妹激动地站了起来，用浓重的方言说：“八姐，跟我走，我离李校长的家住得不远。”
[图五说明：和李校长团聚，指认旧照片同学]
于是，记者驱动了一辆吉普车，我和二姐、四姐、五姐、九妹五人结伴同行。翌日，从西安出发，直奔礼泉县药王洞井泉乡。在田间地头找到了耄耋之年的李耀六老校长。李校长正在麦地里劳作，发现有人来访，他艰难地直起腰来。面对这些“不速之客”，他表情漠然。我眼前的老校长已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我不由地自责，自责我们来晚了。我冲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老校长走出田园。在众姐妹的簇拥下，老校长步履蹒跚地走下黄土坡，回到农舍。师母是个小脚老妇，看上去弱不禁风。在九妹的指认下，老校长若有所思仍然没有激情。曾是老人学生的我们都已年逾花甲，儿孙绕膝，享受天伦。我们却发现老两口身边除了群鸡觅食以外，竟没有一个晚辈相依相随。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我们默默地围着老校长席地而坐。为了表明我们访师的诚意，我又掏出珍藏多年的旧照片，想唤起老人的记忆。万万没有想到，一直沉默寡言的老校长见到照片竟然眼前一亮，逐一道出每位同学的姓名来。我们兴奋不已。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老校长毕生从教几十年，早已是桃李满天下了，他是用怎样的一种精神，将诸多位学生的面容定格在自己的脑海里?令人费解。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得不承认，说老校长享誉“博大情怀、无私奉献”也不为过。记者在一旁亦肃然起敬，激动地对准镜头，按下快门，留住了这生动的一刻。
记忆中的李耀六老校长颇具传奇色彩。他1940年开始从教，在礼泉县女子小学担任校长期间，他那挺拔修长的身躯尤其引人注目。他的心态和形态又酷似堂吉诃德。他习惯伸长脖子，操着方言，拉着长音讲课。当年礼泉尚属蒋管区，妇女虽已告别缠头裹脚的年代，但走出家门求学的甚少。县女小创办维艰，校舍简陋，没有任何教具。全校仅有7位教职工，其中就有4名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校长为了教学任务，不得不左右逢源：一方面宣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狭隘的教学口号;另一方面，对蒋介石的独裁，不顾民族大义，不顾国耻，不抵御外侮，采取攘外先安内的强权政治表示深恶痛绝。
李校长铭记自己是中国人，有国格，有人格，有尊严，抗击侵略者纯属本能。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地下党的抗日救国活动，以两位邱老师(堂姐妹)为首，在校内宣讲共产党的主张，激发师生们的抗日热忱，高唱抗日救亡歌：
“日本鬼子的大炮，
轰毁了我们的家，
枪杀了爸爸又拉走了亲爱的妈妈，
何时才能赶走豺狼。”
同时，向广大民众宣讲：快抹去辛酸的眼泪，脱下华贵的衣裳，走上抗日前线，扫荡遍野的豺狼。
国家处在非常危难时期，李校长旗帜鲜明的立场导致他被捕了。他被国民党秘密关押、审讯达40余天。但终因抗日无罪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放人。李校长又回到校园里，引领学生们又高唱：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端起了长枪洋枪，
挥动着大刀长矛，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这一曲《保卫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的激情杰作，唱响了大江南北，特别受到延安毛主席的称赞。
我此次西行寻师访友之举，适逢第一个国际老人节，巧合地给老校长送上了一份真情厚礼。这要感谢陕西省新华分社的张喆锋记者，是他执着地一路全程跟踪陪同，将我们的行程实况一一收入镜头，并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当访问李耀六校长的传真照片醒目地出现在各家报端的那一刻，历届的新老同学沸腾起来了，纷纷敲锣打鼓前往李校长的故居捐款、捐物、慰问和祝贺。这突如其来的场景，老校长惊呆了，他沉浸在一片爱意之中，手足无措，五味杂陈……这一天，对老人来说，既是漫长的期待，现实又来得太突然，太意外。无论是历史误判也好，历史潮流也罢，李校长那点悬念终于尘埃落定。
我这次“寻师访友”之举可谓壮行。
1991年10月5日，第一个国际老人节的前夕，《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5位学友搀扶老人回家路上的情景。同时，《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也跟踪刊登了传真照片。
[图六说明：《人民日报》报道5位学友搀扶李耀六老师回家路上的情景]
1991年11月23日，《陕西日报(周末版)》以题为《生活的长链》刊登了11位姐妹重逢的生活照。
1994年10月25日，我以《千里访师》为题，参加了许昌市“桃李杯”征文大赛，获得了三等奖。
1995年10月6日，《北京青年报》以《重逢·跨越半个世纪》为题刊登了图文并茂的叙述文……
回眸这段履历，我爱我的发小，敬爱我的尊师，我更加热爱日益昌盛强大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