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0年前，面对“打”与“不打”的激烈争论，毛泽东以超凡的战略眼光和“提着马灯做工作”的执着，力排众议，最终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如今硝烟散尽，但“提灯劝谏”的清醒、“实事求是的固执”，仍是共产党人最珍贵的“行路灯”。
红军取得遵义战役胜利后，中革军委决定在贵州鸭溪及其附近地区隐蔽活动，寻机再次歼敌。1935年3月10日凌晨，红1军团提出攻打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县城，当时又称新场)的建议。中央负责人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次作战计划。会上，毛泽东根据军委二局前期侦听和破译的敌情电报，深入分析研判战局，力排众议主张避战;在其主张被否决后，仍于深夜继续耐心去做说服工作，最终使与会人员放弃进攻计划，从而使红军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其间，红军情报侦知及指挥员对情报的正确研判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则电报引发争论
事情还要从红1军团的一则电报说起。
1935年2月下旬，红军攻克遵义城，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胜利，也让“追剿”之敌不敢贸然行动，转而采取了“暂取防御攻势”的策略。由于敌人固守不出，尽管红军官兵情绪高涨、求战心切，但一时间很难找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机会。
这时，红1军团侦察发现，驻守打鼓新场的只有黔军柏辉章的一个师，兵力比较薄弱。于是，时任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在3月10日凌晨1时给朱德(时任前敌司令员)发来一封“万急”电报，其中提出：“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明确了具体计划。
打鼓新场位于贵州西北部，自古便是商贾云集、交通便利的重镇，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因此，看到红1军团的来电，当时中央负责人张闻天非常重视，当即在苟坝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鉴于黔军军纪废弛、装备落后，并且在以往交战中多沦为红军手下败将，参会人员在分析战局时，大多认为守敌兵力较弱，属于“好打之敌”。同时考虑到如果打下打鼓新场，既利于红军筹粮筹款、获取物资补给，又利于打通西进通道，为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条件，因此绝大多数同志感觉来电可行，赞同林、聂的建议。
但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对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记述道：“毛泽东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他极力说服大家，甚至以辞去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来力争，结果仍无济于事。
对情报的正确研判
毛泽东之所以力主不打，主要还是基于对情报的正确研判。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电台和情报工作，特别是对军委二局破译的敌情报告尤为重视。那时，军委二局作为“红军的眼睛与耳朵”，在长征中一路走一路侦听国民党军电台发报，并成功破译敌人密码，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
当时负责电台报务工作的陈士吾后来回忆：“党中央、中央军委对电台非常重视，尤其是毛主席、周副主席，时常询问电台的工作情况。那时，前后左右都是敌人，侦察和通报敌情、指挥部队行军作战，都靠这部电台。”从事侦听工作的钟夫翔也曾经回忆说：“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
由此，军委二局通过连续侦听，破译了国民党军通信密码多部。仅在1935年2月，时任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便带着曹祥仁、邹毕兆等破译敌军密码6部，对国民党各路“追剿”部队洞若观火，为红军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情报保障。
苟坝会议前，二局持续监听敌台，发现近期敌人不断重复“新场”“打鼓新场”，猜测可能有新的行动部署。毛泽东在查阅二局最新破译的敌情电报时也发现了这一情况。3月5日，时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密电蒋介石：“现烈(即王家烈)为集结兵力，撤至新场，收容整顿……”同一天，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职意若防匪西窜，则打鼓新场似较坛厂为扼要。兹已令孙(渡)纵队即日由大定向打鼓新场前进，计齐日可到达。”3月6日，时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在发出的“合围共军于黔北之部署”的电报中命令：“王(家烈)纵队仍集结打鼓新场，筑碉警备。”
这期间，还有多份敌报显示蒋介石已经知晓红军主力在鸭溪、白腊坎一线，判断红军有可能“折经打鼓新场、黔西、安顺之线窜逃”，于是电令“打鼓新场一带之黔军，严密布防堵截”，令滇军“孙(渡)纵队向新场、白腊坎之线推进策应”。此外，还派了“别动队、先遣队在织金西北纵横埋伏”。
通过综合研判敌情，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蒋介石正在暗中调兵遣将，打鼓新场一带已经成为国民党军妄图围歼红军的预设战场。因此，在苟坝会议上，尽管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还是始终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他指出：“二局破译的敌电表明，蒋介石在贵州的大部分兵力都在打鼓新场及其近旁，并计划在此聚歼红军，进攻打鼓新场是啃硬骨头，搞不好会落入蒋介石的圈套，陷入敌人5个纵队的围攻……”
然而，会议从早上一直开到晚上，参会的大多数同志还是坚决主张打。最后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会议采取表决方式，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并作出取消毛泽东前敌政治委员职务的决定。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命令，拟于3月11日晨下达部队。
提着马灯去做工作
回到住处后，毛泽东久久不能平静。虽然被取消职务，但他内心始终为革命的前途命运、党和红军的生死安危深深担忧，于是决定继续去做说服工作。
深夜里，毛泽东提着一盏马灯，走了几里崎岖小路，找到住在坡上的周恩来，力陈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害关系，并提出最好晚一点儿下达命令。稍后，周恩来接到了军委二局“关于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在向打鼓新场集合的情报”，这更佐证了毛泽东的判断。经过深入分析利弊得失，周恩来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
3月11日晨，党中央再次召开负责人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详细说明敌我态势，深入阐述了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考虑，得到大多数同志的理解与赞同。经过会议表决，最终作出放弃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的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向红1、红3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指出：“据昨前两天情报……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和川军)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
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起这段往事，曾经感慨地说：“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1972年6月，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也指出：“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经历这一波折后，鉴于战时情况瞬息万变但军事指挥需要高度集中的现实，毛泽东提出了“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的意见。根据这一提议，中央在渡乌江之前，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自此，毛泽东成为军事指挥实际上的主要决策者。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坚持机动灵活用兵，逐步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中国革命迎来了新的发展。
(来源：中国保密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