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少时期，经历了国仇家恨。先说国仇，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我的家乡，从此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7岁那年，因为我们几个叔伯兄弟要上学，父亲开办诗书学校，在4年的私塾中我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三字经》等。后来，日本鬼子强制解散私塾，逼迫我们上他们所谓的“官学”，每天三分之一的时间学日语，三分之一的时间搞勤劳奉式(日本侵华时期在伪满洲国奴役学生的手段之一,即让学生当苦力,为日寇运送物资,修筑工事,或参加其他劳役)，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中国文化课。两年之后，因家中困难，负担不起我的学费，我通过给学校看门和打零工又勉强上了一年学。再说家恨，我4岁时，由于日本侵略者在平民中搞细菌试验，我的母亲不幸染上天花病毒去世，弟弟妹妹也死了。我染上了痢疾，肚子溃烂长期不好，严重贫血，经常眼睛冒黑，蹲在街头站不起来。母亲去世后，我由奶奶和二大娘抱养，因思念母亲总是哭泣，眼睛视力也不好。1943年我13岁时，奶奶去世，父亲续弦。第二年哥哥结婚后搬走，家中就剩我一个人干力气活。但我身单力薄，吃尽苦头还时常挨打。
1946年春节刚过，我到姨娘家串门住了半个月。期间，我在县城东门附近的一个大门口看到“八路军招兵办事处”的牌子。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直接报名参加了八路军，从此脱离了苦难生活，走向了光明大道。
1946年3月初刚参军时，我面黄肌瘦个子矮，负责招兵的首长反复问我有无疾病，有没有到16周岁。这时，一位被称作指导员的人看我长得机灵，说“这个兵我们要，去我们连当通讯员吧”。我就这样跟着指导员穿上了军装下了连队。一开始在县大队上班，发的是筒子枪，后来又发了一支从日本鬼子手中收缴来的三八大盖枪，天天背着保护县政府领导上街检查工作，神气得很!同年秋，部队在城北外一个镇建立了骑兵独立团，我坚决要求离开县城去独立团，领导批准了。我非常高兴。在独立团，我积极练兵和学习骑马，身体渐渐养好，个子也长高了，休息时还帮住其他同志学文化。
现在回想起来，有4次战斗是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
第一次是我入党后不久开始的。1947年4月，我被连队支部秘密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入党后不久，解放战争打响了，八路军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独立团于4月份上前线，骑马过西辽河，在过河当中敌人飞机飞过头顶并用机关炮轰打我们，我的马受到惊吓跑了，身边一位同志负伤倒地，我冒着枪林弹雨把马找回来，然后飞奔到连队向上级报告抢救那位伤员，因此立了功。7月份，我们的团政委在行军中当着指导员的面说：“陈惠义，三个月考察期，无条件转正。”
第二次是在攻打四平市时阻击国民党长春增援部队，我们骑兵师在城北阻击国民党的新一军。期间，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轮番上阵，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不和敌人对抗、拖着他们，为四平解放争取时间。我们任务快完成时敌军来了，我们边打边退，敌人的炮弹已经打到我们坐骑的前边，正在这时，我们需要过一个小河沟，可是马徘徊不前，附近的老百姓就用鞭子抽打马催它们快过河。而敌人的大炮、坦克车过不了河，我们完成了阻击任务。这足以证明老百姓对国民党的痛恨。在这次任务中我立了功，团政治部申请派我去参加骑兵纵队政治部政训队学习，学习结束后我被提干留在师政治部工作。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次我们进行敌占区作战，我方牺牲了十几人，师政治部人少又要马上出发，副主任便带头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都给了老百姓，让他们帮忙安葬牺牲的同志。在残酷的战斗面前，我们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第三次是解放锦州之后。1948年秋，东北骑兵师整编，我被分配在四野政治部警卫排，负责保卫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到了冬季锦州解放了，锦州是国民党物资储备较多的地方，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负责运输物资，运送的都是从国民党军用库里运出的美国罐头和加拿大面粉。在一次装车的时候，敌人的飞机炸弹扔在我们的右前方一米处左右，炸弹没有炸，我们侥幸躲过一劫，也顺利完成了战略物资运转任务，否则连人带物都会有重大损失，尤其是如果面粉爆炸，威力会更大。
第四次是解放天津。1948年12月初，我们按照党中央命令，从沈阳驾车过山海关、卢龙、玉田等地进入天津城西的杨柳青镇，围住了天津城。一天，国民党留下的特务发现我们院子架有天线便向上级进行了报告，晚上就有敌机前来轰炸。所幸的是炸弹没有炸到我们的总部机关，但把政治部驻地左侧的一座居民楼炸了，老百姓死伤不少。鉴于此，总司令员林彪命令四野总部全体人员转入农村指挥，尽量避免百姓受牵连。攻打天津三天三夜后，天津解放。在和其他同志打扫战场时，我捡到了一支美国制造能打连发的卡宾枪，经组织批准，这只手枪给了我。我背上它，和其他同志一起押送战犯陈长捷至通州四野军法处。陈长捷曾是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长官。返回天津后，我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庆祝天津解放。所到之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战士们在楼顶平台放枪，群众在楼下放鞭炮。
1949年春节前，四野总部进入北平，平津战役结束。我们警卫排除了保卫首长外，还负责发送军事机要文件。春节过后，有一天毛主席到我们驻地看望我们。当时我恰好出去给领导送文件，所以没有见到毛主席。这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但是，毛主席能来我们部队，我为我们的部队感到骄傲，也为自己感到骄傲。
1949年3月，四野全军南下。在南下途中，我们先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上车，到开封整训。一个多月后继续南下。火车到漯河时，沙河铁桥被国民党飞机炸坏，我们改乘汽车向南。途径河南南阳、湖北大悟等地，于同年4月2日到达汉口。4月中旬，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当时的汉口德明饭店成立，我被派到那里工作。一天，我在收发室看报，谭政首长来取报纸，看到我眼睛有些近视，两颗门牙也掉了，问我咋回事儿。我说眼睛是幼年娘去世早，天天想娘哭的;牙是1947年冬天骑兵师夜行军时从马上掉下来摔的。首长听后让我上街看牙配眼镜，花的钱全报销，我感动地直流眼泪。之后，谭政同志调往四野司令部，我们负责警卫新任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
同年年底，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军管会取消，第四野战军区改为中南军区，我到中南军区政治部干宣传工作。不久，春节放假期间，我们部主管全军宣传经费的刘宗相逃跑，当时领导认为他是在北京招收的南下工作团的大学生，不会开小差，结果他走后一周机关保卫部从敌台中得知他已跑到台湾，当会计打开保险柜后才知道他私开护照，拿走了旧币两亿元。
此后，中南军区政治部在汉口沿江大道118号合并办公，我担任机要员，管机要文件和收发电报。
1952年夏，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我们全军南下广州，四野政治部与华南军区政治部合并。我调到政策研究室负责军用电报和绝密文件。当时秘书长白文华同志批阅电报后向我交待，他批准谁看，谁才能看，未受批的不准看。为提高文化水平，1953年7月，领导鼓励我考军校。经过努力，我不负重望，考入在商丘的军校政治队。在军校，我们学习的课程中，政治占70%，军事占20%，体育占10%。政治课主要讲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史、党建、时事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军事课主要学习战术、射击、行军、野练等。体育课有单杠、双杠、木马等。政治、军事课对于我这个从军队机关入校的学生来说，还算轻车熟路，不仅课堂上能听懂，课下还能辅导其他同学。但是体育是我的弱项，我加强这方面的训练，相信勤能补拙，结果在单杠练习时因用力过猛而受伤，住进66陆军医院(位于漯河)。4个月后，经军队医院评估，认为我依然不能参加军事训练，我便转业到地方，在漯河市委工作一年后调入许昌地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