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农民家庭，兄弟姐妹四人，我是家里的老大，家里四辈人没出个上学识字的。我爹和大伯给人家做工挣钱，供我读书，这些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我知道我能读书不容易，很珍惜上学的机会，读了四年书便考上我们当地的初中。受学校教育的影响，我一开始信仰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参加工作后，我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42年左右，我开始读《大众哲学》，这本书那时在市面上很少有，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本进行学习。从这开始，我逐渐接受马列主义，特别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不管遇到什么灾、什么难，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在我的影响下，妹妹和弟弟也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我的妹妹在解放战争支援前线时，纳鞋底、上前线、抬担架，工作起来一点儿也不比男孩差。
抗战时期，日本鬼子扫荡我们村，把整个村子都给烧了，所以，我痛恨日本鬼子，我要奋起抗争。日本鬼子走了以后，我们重新建设家园，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好，在他们的动员下，周围十几个村的村民都来给我们送泥瓦、送草垫，帮助我们把一家一户的房子重建起来，这使我坚定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1942年，乡里让我当抗日行政村大芹村(同音)的村长，主要负责组织村民参加抗日支前工作，解决前线士兵吃的、穿的、用的以及维护伤员，当时我们村安置保护了好多伤员。在我们乡所有抗日行政村中我是年龄最小的村长。当时，区长为了让我当抗日村的干部，还把年龄改大了两岁，其实我是1925年8月出生的。
1941年到1944年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抗日斗争形势最关键的时期，我个人的经历、我们村的遭遇，让我更加坚定了革命信仰。那时我们两个村一个党支部，我的入党介绍人叫刘圆孔(同音)，他是村党支部书记，辈分比我小，如果论辈分还要喊我叔，但是革命党人都是同志不论辈分。当时入党不公开，都是秘密的，也不能在家里，我记得是一个晚上在村南边露天的场地入的党。入党也不像现在一套程序下来，特别有仪式感，只记得当时可激动，自己说了一句话：“我一辈子都是为穷人服务。”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我们家族很多人都参加了革命，我叔是村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还是一名地下党员，平时以放羊为生来掩护身份，我的妹妹比我晚一年入党，二弟大概比我晚了四五年。
因为我勤快能干有文化，当了几年村长后，被调到区里当民政助理，主要负责烈属、军属、家属的管理。194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华东局要从基层抽调干部，组建华东局土改工作队，我有基层工作经验，被选入工作队。我们在河北解放区搞了半年土改，上级组织开始抽调南下干部，我自告奋勇报了名并被批准。
1947年秋，我随淮河大队三中队南下到河南，走到太行山一带开始分配工作，最开始我被分到豫西第二地委工作队，后来调到豫皖苏第五地委保卫部审讯科，驻在许昌地区。这期间，经我职责完成的有这么几件事：一是彻底消灭瓦解了国民党许昌自卫团，二是先后逮捕了姚维迎(同音)等在鄢陵作恶多端、罪大恶极的匪徒。随着革命形势发展，豫皖苏第五地委转移到安徽江苏一带，因为我对鄢陵情况比较熟悉，所以留在了当地。1948年6月，鄢陵县结束了“拉锯”局面，最终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我还经历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运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