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我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兄弟俩。从我记事儿起，我的家乡就受到侵华日军统治，是殖民地。1937年至1945年，我在家乡镇海高级小学校读书。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奴化教育，编撰有教科书，但是我们那儿有八路军打游击，也是游击区，学校还有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因而我们上学读书用的课本不完全是按照日本鬼子的规定。当时共产党员身份不公开，是保密的，但我所知道的学校老师中就有3位是共产党员。在老师们的影响下，1945年9月我参加革命，在东台庄区储地小学(同音)当教员。1946年1月，经本村马炳文、杨惠九介绍，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杨惠九就是我们学校以教师身份作为掩护的共产党员。我那时候入党没有候补期，入党就是正式党员了。2月至8月，在共产党员马渤海的介绍下，我到本区后柞杨村小学当校长，秘密宣传党的主张和党的思想。1946年8月到1947年3月，我调到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山东诸由观区区委会当宣传干事。1947年5月至8月，任区委宣传委员，1947年9月至1948年2月，调黄县县委会民运部任青年干事。
1948年，区委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动员号召干部报名参加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我积极报名。出发前，区委召开南下干部会议，进行登记，了解干部的家庭基本情况，如家庭住址、家庭人员、工作情况等。当时我还没结婚，我和我的老伴儿是同学，一起参加的革命，但不在一个地方工作，所以，我就征求了她的意见，经她同意后以恋爱的名义将她的名字进行了登记，后来她也南下了。出发前，区委还召开了南下动员大会，讲全国的形势，宣传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鼓励我们放心南下，不要有顾虑。
同年2月24日，我们开始南下，当时一起南下的山东干部有几千人，我记得我被编入中原支队第三大队。出发时我们脱下便衣，换成军装，整队步行，随军南下。首先，我们要跨越黄河天险。黄河水还是很恐怖的，波涛汹涌，我们坐着很简陋的木船过河。那时我老伴儿听到传言说南下干部过黄河牺牲了不少人，虽然不知道真假，她心里也跟着忐忑起来。随后，我的老伴儿作为南下干部的家属开始南下。过了黄河以后，我们开始步行军，一路向西。由于当时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解放，我们跋山涉水，辗转多地，经河北邯郸等地，走到山西长治，到那儿之后继续走，一共走了8个月，1948年12月到达河南禹县。我被分到禹县唐庄村(今神垕镇)的筹备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成立党的组织。区委成立后，我任宣传委员，接下来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剿匪反霸运动。
唐庄在禹县的最西边，离县城较远，是个出了名的土匪窝儿，他们横行霸道。为了打好群众基础，我到农村各家各户串联发动群众，吃住在群众家中，与群众打成一片，一般晚上就睡在群众家的堂屋里。那时搞群众工作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土匪心狠手辣，一旦被他们抓到，不是被枪毙就是被直接扔到井里。后来因为工作原因我被组织调走，另一位南下干部接替我的工作，但不幸的是他被叛徒出卖，在群众家中被土匪抓走枪毙了。我知道后非常悲痛，非常难过。对我来说捡回一条命，但对我的同志、我的老乡来说却牺牲了。有同志调侃我们的工作是“坐着飞机啃烧鸡”，不知哪天骨头就被撒到哪儿去了。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工作的危险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