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山东德州一个贫困家庭，兄弟姊妹三个，我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尽管家中贫困，但父母思想开明，子女们思想都很先进，先是姐姐参加了我们当地的农会，1946年我到区政府担任通讯员，后来街道动员参军时，我积极报名，随后到县大队工作。没多久，听说德州政治保卫队需要人，我就和五六个人一起参加政治保卫队，成为了一名站岗放哨的战士。1948年前后，我被派到山东省惠民县渤海行署训练班学习政治、军事，到1948年10月结束。期间，因各解放区都开展了“三查三整”运动，我还被抽调到工作队下去参加土改复查。1948年3月，经刘青州(同音)、张宇祥(同音)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我一起入党的还有3名同志，我们四人通过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表决通过入的党，小范围公开。我还记得我的预备期是半年。那时入党每位同志预备期长短不同，根据成分确定，贫农预备期半年，中农预备期一年，一般入党不公开。入党后，我非常高兴，立志跟着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48年4月，组织准备抽调一部分人南下，于是从训练班中抽出100人左右到濮阳听报告，我也参加了，这实际是一场南下动员大会。为了避免被国民党的飞机发现，报告地点选在一个大树林里，听报告的约有一两千人，报告人是陈毅司令员，我想做些记录但没有带笔，只能用心去记。至今我还记得他报告的内容大致是：解放战争开始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有两个方向，向西是延安，向东是山东。现在山东形势很好，打了两个胜仗，取得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的胜利。莱芜战役我们消灭了李仙洲的7个师，解放了13座县城，打破了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的计划，而且使渤海、鲁中、胶东解放区连成一片，稳定了山东解放区大局;孟良崮战役消灭外号“钢军”、全部美式装备的张灵甫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带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转为外线作战，过了黄河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也要转入外线作战，山东是解放区，需要抽出一部分干部随军南下，编入华东野战军中原支队，战士在前线打仗，南下干部在后方建立政权……听完报告，当场就有一部分同志表示愿意南下，我就是其中一员。报告结束后，我们又集中学习了一天，发了新的服装，便随华东野战军一兵团开始南下。大部队都是晚上行军，途径濮阳清丰、南乐，邯郸等地，先后路过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到达山西，在孟津过黄河，进入河南博爱县。我是打前站的，负责找房子，筹备粮草、粮食，动员群众给部队提供住宿场地。等天亮时，大部队到达，安排部队住宿。那时纪律执行很严，从首长到普通战士都是一样，谁也不敢违反纪律，有时为了不打扰群众，部队就睡在群众家外边的屋檐下。
进入河南境内，在宝丰和临汝交界一带，部队有所损失，一是因为这一带是山区土匪多，行军时有几位同志因为掉队而被当地的土匪杀害;二是那时的路也不好走，都是土路、泥路、石路，晚上行军时如果遇到下大雨，一个不留心人就掉坑里了。行军过程中大家都非常疲惫，就有人鼓劲说“加把劲，加油加油，到洛阳休息”。因为洛阳解放了，想着走到那里可以好好休息，大家就又提起精神赶路。经过一路的风吹雨打，走到洛阳时，我们都成了泥人。洛阳那边的同志很热情，说，“欢迎中原支队!”到洛阳后，还没安顿住，部队又接到命令，继续行军，因为胡宗南从西安打过来了。有一天，我们一夜过了三道河。第一道是黄河，半夜里下着大雨要过河。我问船工，“这船在黄河里啥样，碍事不?”船工说，“不要紧”。我问的意思是会不会翻船，心里好有个准备。但这句话其实是船工最忌讳的。过黄河后，又过了洛河和伊河。到临汝后，我们在一个天主教堂落脚，大家领柴火、粮食做饭，我累得不想吃饭，倒头便睡了。第二天我们继续走，经过临汝、宝丰、叶县，到达方城独树镇。中原军区司令部就驻扎在这儿，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都在这儿，正在部署攻打南阳。可是我们还没开始攻打，白崇禧指挥7个师就要打过来。我们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紧急从独树镇的北边转移。最后两军没有打起来。
在晋冀鲁豫边区，组织要给我们分配工作。那时有个顺口溜，要想提拔上陕南，生活好点到江汉(即信阳、孝感、黄冈一带)，马马虎虎到桐柏。最后组织把我分在豫西，我没有任何意见。在分配会议上，刘伯承司令员在讲话中说，你们华东过来的同志，我们欢迎，全部接收。接着，陈毅司令员也发表了讲话，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学习这么长时间，思想觉悟应该有提高，现在组织给你们安排工作，把你们交给了中原军区，这还没安排呢你们就编个顺口溜?!所有同志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无条件服从，不准讲价钱，既然交给中原军区了，就要服从中原军区的领导，分到哪儿就去哪儿，要严格遵守纪律。对于老的病的同志，组织会给予照顾。陈毅司令员的讲话让我感受到了首长对我们这批人的严管厚爱。
随后，我就到位于独树镇的豫西二分区公安局工作，两个月后，被调到平顶山剿匪。我们要剿的土匪头子名叫赵青志(同音)，手下有100多人，还有一挺机枪、几支步枪，平时活动于平顶山岳家、丁家、上曹、下曹、老沟、关羽庙等地。侦查时，我们让土匪的一个兄弟带路上山找人。他在前边带，我们在后边跟，那座山很陡峭。我一看这形势不对：他在前边我们在后边，他从上边一脚就能把我们踢下去，或者石头一砸就能把我们砸下去。我立即让他走在了我们中间，前后都是我们的人，防止他搞小动作。后来我们在一个煤窑里抓到了这个土匪头子。
后来我被调到了鄢陵，遇到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抓捕曾杀害鄢扶县政府工作人员的那群土匪。经过勘察现场、调查、审讯小土匪，确定曹振邦(同音)为土匪头子，他还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长。确定抓捕对象后，我们在鄢陵张桥一带把他抓到。还有一个案子印象比较深，是查抄城南潘庄的一个土匪。在全国剿匪反霸大形势的影响下，这帮土匪团伙已经没剩多少人了。接到报告后，我们10余人到张桥东边的一个小庄进行围捕。他们3人在屋里边吸大烟边商量事情，发现屋外边有异样后，扔出一把小板凳。我们猜测他们是要逃跑，做好了防范。他们一跑出来，埋伏在门两边的同志就“啪啪”朝他们开了两枪，但没打到，他们逃跑了。我们在后边追击，打中了其中跑得慢的那个土匪。另外两个土匪边逃边还击。那时我们双方拿的都是手枪，射程短，杀伤力小，又都在运动中，谁也打不到谁，直到最后我们的侦查队长打中了第二个土匪的胳膊，我们抓到了他。随后，我们继续追赶土匪头子，一直到扶沟古城西边小池庄附近，我们听到他的枪声小了，推测他的子弹快用完了。虽然他的枪法好，但由于吸毒等原因体力不行，我和另一名同志一起抓到了他。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工作是很危险的，不过干革命流血牺牲是家常便饭，那个时候自己也年轻，也没想过害怕。解放后我分别在许昌地区公安处、鄢陵公安局、扶沟公安局、舞钢公安局、许昌地区公安处劳改农场等地工作至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