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我的大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兄弟姊妹中只剩姐姐、妹妹和我。因为在家排行老三，我小名又称三儿。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儿，我参加革命时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俺姐一听说我参加了武工队就到处找我。特别是后来有一次在执行区中队的任务时，我的小腿被敌人的子弹打伤，家人知道后更是坚决不同意让我参加革命。可是，想到抗战时死去的哥哥，想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能让穷人有饭吃有衣穿，我就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为了不让亲人们跟着担惊受怕，入伍后我还与家人失联多年。
后来我从区武工队到了县大队。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大部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淮海战役是我军伤亡最重也是歼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战役，其中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原野战军全歼黄维兵团，让国民党军队士气大伤。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来，作为补充力量我们随着县大队被编入二野第五兵团第十六军。战争意味着牺牲，鉴于我平时的表现，渡江战役前夕，大概是3月份的时候，县大队的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入党。“我愿意”，当时我回答得很坚决。直到现在，我还清晰记得入党时的情景：和我一起入党的有六七人，我的介绍人是陈德胜(同音)，因为是在战斗前夕，所以入党仪式特别简单，并且是静悄悄地进行。入党以后，我们作为补充力量很快奔赴前线。
在渡江前，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即使面对汹涌澎湃的江水，我们也毫不畏惧。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我所在部队要强渡的是一个叫东流的渡口，那里是国民党军队守江的重要防线，也是我军渡江向大西南进军的主要通道，敌军的飞机一直在上空盘旋。我当时是承担进攻任务的副排长，在我军大炮火力的掩护下，我和我的战友们冒着硝烟、破浪竞渡斜着过江。当我们成功强渡了9里宽的长江后，驻守对岸的国民党炮兵团的大炮竟还未架好，他们已经溃不成兵。22日清晨，16军全部过江并占领了南岸阵地，下午解放了安徽池州东流镇。此后，我们乘胜追击，一直追歼国民党逃敌。1949年5月，我们解放衢州，截断浙赣线，从而把长江以南的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分割开，达到了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目的。此时我本人也从副排长提为排长。
1949年8月，我所在部队奉命向西南进军。11月，我军突破敌人黔东防线，解放贵阳。随后，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中的17军继续留在贵州剿匪，我所在部队的第16军和第18军奉命进军四川，我们相继解放了通桥、乐山、叙永，一直打到了成都，参加了著名的成都战役，使国民党军退守西南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歼灭。1950年初，18军奉命由四川进藏，16军回师贵州继续参与剿匪反霸和地方政权建设。当时，国民党的起义投诚部队中有8个团叛变，我们在邓小平的指挥下，很快平息了暴乱，彻底根除了匪患。之后，当地的治安很好，群众家里都可以夜不闭户了，一说哪儿有土匪人人喊打。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我先后去过两次。1951年初，我们部队就离开贵州，北上入朝作战，在朝鲜打了很短的一段儿时间就回国休整了。回国后，赶上部队换装，配备全是先进武器，这是我们16军的王牌，以至于后来一到朝鲜战场美军就知道16军来了。朝鲜战场的场景就像电影《上甘岭》演的那样，一点儿都不夸张，去俩人能回来一个就不错了。记得一次战斗，我方占领朝鲜武圣山，与美军的据点相望。美军那边有设备先进的飞机大炮，他们飞行技术高，我们挂在屋外的解放鞋他们都能看得见，而我方军事实力相对就差一些。如果进攻需要前进50公里，如果后撤只需要30公里，可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于是，夜晚开始急行军前进。晚上黑咕隆咚怎么行军?我们有办法，把白面袋子上扎个小窟窿，走着流着白粉做标记。在战场上，拼到最后甚至都要与敌人面对面地打。等到停火时，土堆里、房屋下埋的全是牺牲的战士，现场的惨烈没上过战场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战地记者都想象不到的那种惨烈。还有一次战斗，团长、政委都牺牲了，师长得知后伤心地落泪。在朝鲜，我们也到过毛岸英同志牺牲的地方去祭拜。与那些牺牲的烈士相比，我能活着就是无比幸运的，很多战友一起参军，战争最激烈的时候队伍都打散了，牺牲在哪里都不清楚。我在1951年、1953年分别立三等功两次，提为营级干部，家属也因此获批到朝鲜慰问。1953年，我们回国。回国后，我们在首都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接见前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我们团以上的干部都不知道要干啥。见到毛主席后，别提心情有多激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