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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难忘的岁月

许昌市政府办公室离休干部 刘天然
时间:2020-01-08  来源: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党史研究室

  走上革命征程

  1948年农历腊月的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聚到一起,针对“学不能上了,我今后干什么”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个同学说:“最近两天,同学们正在议论,进驻宝丰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办了个中原大学,如果去读书可以随时去随时收,还有考试,管吃管住,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分到解放军里面工作。”这调动了大家的兴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非常激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去上中原大学。我最后说“既然大家都同意上中原大学,现在都回家准备吧,三天后的早上来我家大杨树下集合前往。”

  这天晚上,吃罢晚饭,我到爸爸妈妈房间,点上煤油灯,向爸爸妈妈详细说了想去宝丰上大学的情况,我爸爸听后面带微笑,非常高兴地表态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八路军好,他办的学校一定很好。爸爸完全同意你去中原大学。”我爸爸是个老教师,对党有个初步的认识。爸爸接着又嘱咐,到学校后,好好听领导的话,好好学习。我问娘有啥意见,娘说:“没有哈意见,按爸说的好好干。”

  第三天一早,在我家大杨树底下集合的有:贺照宪、王国恩、朱长顺、董风亭和我5个人,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就上路去宝丰找中原大学。中间路过郏县,整整走了一天,走到郏县,天已经黑了,人也累得够呛,脚上都打了泡。几位同学一商量,当晚就住在郏县,第二天再去宝丰。可是,在郏县人生地不熟的,住在哪里是个不小的问题。这时,朱长顺同学提议,他有一个亲戚在郏县当专员,叫李小如。大家听了很鼓舞,便一同去找,运气真不错,到了行署,真的就找到了李专员。

  见到李专员说明来意后,李专员说:“天已经黑了,先住在招待所吧,晚上去招待所我们再说。”我在招待所吃了晩饭,那是一天里吃的最饱的一顿饭,吃了两个馒头,一大碗杂烩菜。到了晚上8点,李专员和一个非常魁梧的警卫员过来看我们。李专员说:“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哪里都缺少干部,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在哪里干都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为人民服务,你们考虑在这里专署工作,不要去宝丰了,行不行?”我们异口同声说:好!谢谢李专员!

  第二天,李专员派两个同志带我们5个同志到郏县南街做动员参军、鼓励支前工作,这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被消灭殆尽,蒋介石却仍然妄想作垂死挣扎。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但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改变其顽固的反动立场,而是一方面发表“和平”声明,散布“和谈”烟幕,企图以实现“和平”的名义,保存反动势力,取得喘息时间;另一方面在长江沿岸构筑坚固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然后伺机卷土重来。1949年4月1日,国共两党代表在北京开始谈判,至15日,双方签订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定案)》。然而国民党又玩弄起惯用伎俩,于最后期限20日,拒绝在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体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及主权的独立和完整”。随后,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遵照命令,在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役。我军乘坐的无数大小船只,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从各个港口涌出,向对岸飞驰而去。国民党政府苦心经营的所谓“立体防线”,在我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土崩瓦解。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结束了国民党在中国22年的反动统治。同一天,毛泽东挥毫写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气势磅礴的诗句。渡江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大进军。当时的形势,对于全国的完全胜利非常有利。

  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鼓舞下,许昌的人民群众无不热烈响应,对全国解放决心非常大,热情非常高,劲头非常足,抬担架、修公路、建桥梁,集中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支前工作如火如荼。群众积极热情参军,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不怕牺牲,勇敢杀敌,解放全中国,消灭蒋介石。群众有粮出粮,有鞋献鞋,有布捐布,热情一浪高过一浪,保障全国解放的胜利。许昌人民以高涨的革命热情,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力以赴支援解放战争,谱写了“人民战争,人民支援”的光辉篇章。

  当时我在许昌支前司令部工作。南方解放区的各省有部分是北方人,他们不爱吃大米,喜欢吃面粉。1949年5月,上级要求许昌筹集一列车小麦调往武汉,支前专列由许昌支前司令部杨秋文负责,我奉命去武汉完成这项光荣的支前任务。专列有十几个火车皮,小麦几十万斤,部队安排20个解放军士兵押车,由一个排长带队。一切安排就绪后,第二天一早出发,下午到达武汉,去武汉的路上很顺利。到武汉后,中南支前司令部同我们一起,装了五汽车麦子,连夜运往武汉富新面粉厂。

  武汉是大城市,有紧走慢走一天走不出汉口之说。武汉刚解放不久,敌特分子、土匪、反革命搞破坏时有发生。在去武汉富新面粉厂的路上,突然窜出来几队土匪拦截我们的汽车,土匪都带的有枪,他们猛然冲出来向我们开枪,随车的解放军士兵一路都高度警惕,立即向土匪进行了回击。解放军战士个个英勇善战,身手敏捷。激战约十几分钟,把十几个土匪打得伤的伤,逃的逃,狼狈逃窜。我方无一人受伤。战斗结束后,检查了车况,车队继续前进,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了武汉富新面粉厂。我们将路遇土匪的前后经过向中南军区支前司令部进行了汇报,受到了表扬。

  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节日。

  这天早上,天气十分晴朗,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打着大小红旗穿行在大街小巷,每个人都精神焕发,高高兴兴,兴高采烈,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

  时间到了八九点钟,庆祝队伍走上街头,四下里红旗扑面,墙上、树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门上挂上了大红灯笼。这边是扭秧歌的,那边是踩高跷的,这边是玩龙狮的,那边是划旱船的,这边是唱革命歌曲的,那边是跳扇子舞的,四处都是谈笑声,四处都是喝彩鼓掌声,比春节还热闹。人们把喜悦从思想上,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这是多少年来最高兴的一天。高兴啊,高兴啊,真高兴!

  时间到了11点钟左右,我们的庆祝宣传队开始回机关,去参加庆祝大会,会后还要会餐。

  时间到了11点半,庆祝会正式开始。参加人员有全体行署机关人员,其中有李专员、办公室张主任及各科正副科长等所有同志,张主任宣布庆祝大会正式开始。所有的同志都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大会共五项议程,一是唱国歌,二是向烈土默哀三分钟,三是向毛主席敬礼,四是李专员讲话,最后是会餐。

  会餐开始时,张主任端了一杯酒,大家都起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干杯!能喝不能喝的同志都喝干了,酒喝毕,张主任面带笑容说:“同志们吃好喝好。”聚餐会谈笑欢语,气氛非常好。这时,李专员笑着说:“饭要吃好,酒要少喝,喝适量,不要喝醉。”同志们齐声说,好,好,一定听李专员的嘱托。

  会餐结束后,张主任说,今天全天放假,同志们可以尽情乐乐,但是不能忘了安全,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大家很认真地回答:“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保证万无一失。”

  全民运动威力大,社会恶习一扫光

  1950年前后,党和政府除了要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经济调敝,还要面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主要是吸毒、嫖娼及恶霸等,这严重危害群众生产和生活,扰乱社会安定,群众强烈要求政府解决。为此,党和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运动,坚决荡涤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

  消除烟毒痼疾。鸦片烟毒是几百年来帝国主义强行输入中国的祸国殃民的遗毒。烟毒屡禁不绝,吸毒人数不断增长,鸦片也大量种植。鸦片的泛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建国初期,烟毒广泛的形势异常严峻。烟毒的禁绝与否,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威望、社会的安定等。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许昌地区各级政府也都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禁止种植罂粟,断绝鸦片源头,收缴毒品、打击烟贩,消除烟毒市面流通,改造烟民,消除鸦片消费市场等。1950年春季,我被派到长葛县石固区(最初的区划命名,一般临近的几个区为一个乡,类似乡的派出机构)盛岩村搞民主运动。期间,经过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全村揭发出来有五六人吸毒,对这些人采取了集中学习教育的方法,进行集中戒毒。学习教育时不让回家,由家属送饭,完成毒戒后方能回家劳动。这样的办法,吸毒者、家属都满意。对于毒源问题,我们引导教育群众,旧社会有不少群众自己种过大烟,现在手里还存在的有烟土,不管多少,只要交出来不再追究责任,如果不交出来,胆敢手里私藏,一经发现,按违法处理。这条政策一经公布,人民群众非常拥护,有的群众把烟土自行销毁了,还有几户将过去存放的烟土都交出来了。烟毒的肃清,净化了社会环境,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邓小平曾说过“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消灭丑恶的东西。”

  镇压恶霸反革命。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把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列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必须做好的工作之一。盛岩村是个小村庄,但通过访贫问苦,发动群众,也发现了旧恶霸分子盛奴无恶不作,持枪抢劫,欺压百姓问题,这个问题群众意见很大。经过石固区党委、政府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判刑。这次镇压恶霸反革命运动中,政府十分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广泛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到镇反工作中来,使镇压反革命运动成为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共同行动,使恶霸反革命分子彻底孤立。由于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恶霸等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很快被打压下去,得到了应有的处罚。镇压恶霸反革命密切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巩固了社会秩序,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焕发出极高的生产建设积极性,呈现出万众一心,活泼热烈的政治气氛。

  铲除娼妓制度。当时,南关支前司令部人员,晚上去行署开会,路过孔家里(孔家里南北走向,北起胜利街,南通往七一路。1961年,许昌旅社建成后孔家巷被堵死。之所以叫孔家巷,是因为1904年,孔志杰三兄弟在此购买耕地建房出租,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经常遇到不少妓女招揽客人,影响十分恶劣。党和政府在较短时间清查妓院的有关情况后,集中力量,采取果断措施,通过宣传教育,动员群众揭发批判,集中封闭妓院,分别处理妓女和老板,对娼妓业进行了彻底清除。当时,在许昌市群众剧院开诉苦大会,批斗了各妓院的老板娘,使她们受到强烈教育,纷纷表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妓院封闭后,相当大一部分妓女无家可归,也缺乏自食其力的能力。政府对这些人进行了收容、改造。一方面教育改造,改造她们懒惰散漫、好逸恶劳思想,另一方面劳动改造,学习文化知识。经过改造教育,这些人都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延续了几千年的娼妓制度被彻底铲除,各种性病也几乎绝迹,这无疑是党和政府创造的一个奇迹。

  社会改造运动重点搞了三四个月,威力很大,也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党的威信空前提高,实现了政治清正廉明、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团结和睦、道德积极健康的社会局面。

  勤俭办事,厉行节约

  勤俭办一切事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克服官僚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是我党的优良传统。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在与敌人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上倡导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是靠自力更生,靠全国人民克勤克俭、艰苦奋斗。毛主席曾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勤,是辛勤劳动;俭,就是厉行节约。勤可以增加生产,增加收入;俭可以减少浪费,增加积累;两者结合起来,既可以建好国,又可以持好家。辛勤劳动成为当时的时代风尚,勤俭节约风尚的树立,也抑制了腐败、端正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我在财政局工作期间,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具体规定,对于这些规定的制定和执行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各级党政机关接待工作是厉行节约的重点。五六十年代规定,上边、下边、兄弟单位来的客人,在安排住宿招待、就餐上,一般四菜一汤,不配酒和烟。如果是地委领导(常委以上)的老领导、老朋友来了可以吃一顿饭,配一瓶定制的酒,两包许昌烟,标准不超过100元,财政从规定的特支费报销。

  另外,在机关办公制度方面,要求所有机关干部按时上班,不得迟到早退。有事情请假,工作时间认真负责做好本职工作。不准上班打扑克,更不准不到下班时间上街、到饭馆喝酒。下乡工作制度方面,凡抽调下乡镇搞中心工作的领导和干部,一律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搞任何特殊。交通制度方面,大的单位配备3至5辆自行车,小单位配备1至3辆自行车办公用,不准办私事。车辆保养维修费用由公家报销。当时,只有地委、行署、分区领导有两三部旧汽车。

  建国初期倡导的勤俭办事,厉行节约这一风尚,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长期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回顾这一时期的做法,对于今天加强执政党建设,倡导以德治国,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种粮薯烟,有吃有钱

  许昌是传统的农业大市,特殊的地貌,良好的种植条件,粮食、红薯、烟叶一直是许昌先天的农业优势。我曾经先后在许昌县尚集、许田、苏桥、蒋李集、灵井等乡镇,襄城县颍桥、双庙、孙祠堂等乡镇,郏县长桥,鄢陵裴家等乡村驻点,搞农业生产等工作。有时候跟随地委、行署的领导一起去,跟着他们一块搞三网建设,通过生产劳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处处听从群众的意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在圆满完成各项生产任务的同时,也从领导身上学到了不少实际经验,好的传统作风。

  许昌的粮食生产,全省榜上有名,全国也不落后,也是数得着的,直到今天陈曹乡的万亩方良田经常能够迎来国家领导人视察。

  说起红薯,有“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之说。当时,党和政府把红薯作为农民主要经济作物广泛种植,每年霜降过后种罢麦,田野里到处都是收红薯的人群,大人前边刨,小孩子后面捡。到了傍晚,大人拉、小孩拽,田间道路上一辆接一辆装满红薯的架子车,成为一道特殊的景观。在物资和粮食短缺的特殊年代,红薯救了不少人的命,它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记忆。

  说起烟叶,更有名气,历史悠久,作为中国烤烟种植的三大发祥地之一,许昌种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经过数百年的延续和发展,到建国初期已经有了“十亩地八亩烟”的规模,烤烟成为我市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1946年,我国著名烟草专家张逸宾在汉口《大刚报》上先后发表了《东方的里士满——许昌》《东方的弗吉尼亚——襄城》。文章称:“中国烤烟在河南,襄城烟叶甲河南,所产烟质,为全国冠。”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烤烟生产,国家制定“重点恢复老烟区,适当发展新烟区”的方针,对烤烟生产给予政策和物资上的扶持。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施行带来了建国初期我市烟叶生产的大发展。许昌全地区种烟达到400万亩,年产量将近4亿斤,产量高、质量好,全国第一。1958年8月7日,毛泽东主席头顶炎炎赤日来到许昌烟区视察,走进茂密的烟田,钻进60度高温的烤房,饶有兴趣,并称赞这里是“烟叶王国”,毛泽东一生视察过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而专题视察烟叶仅此一次。这是伟人与烟草的情结,也是领袖与许昌的缘分。这极大地激发、调动了全区干部群众发展烟叶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新中国第一次政协会议专用许昌烟叶卷制“卫国”牌香烟,供大会特需;中共“八大”召开前夕,上海烟厂用许昌精选优质烟叶作主料卷制礼品烟,后定名为“熊猫”牌。要知道,五六十年代能经常抽“熊猫”烟的只有5个人: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恩维尔·霍查和西哈努克。50年代初期,全国最好的烟是“中华”,毛泽东抽的就是这种烟。在“中华”的原料配比中,许昌烟叶必须占40%。由于运输紧张,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曾向河南省领导提出,要把“中华”烟厂迁到许昌。另外,许昌的烤烟也很有名气,毛主席经常吸甲级许昌香烟,斯大林吸的也是甲级许昌。

  由于许昌领导抓住粮食、红薯、烟叶,就抓住了要害,群众也很满意,称赞说:收了丰收粮,吃罢心不慌,一年交了粮,农民成了自在王;种上一亩烟,一年不缺钱,高高兴兴过一年。这样有吃有喝,年年保平安的好日子,感谢共产党。

  垦荒种地,弥补不足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年—1961年),生活比较困难,出现了全国范围的物资短缺。为了克服困难,弥补生活不足,当时党和政府号召各部门、各单位自己在适合的地方自力更生,垦荒种地,解决食物的不足。许昌地区各部门都积极响应,迅速贯彻落实。当时我在地区财政局工作,财政局已经和税务局、建设银行、保险公司等单位合并,是个大单位,干部职工多,是吃粮大户,粮食的压力比较大。

  经干部职工多方联系,找到距离许昌县西边几十里路的一个废弃的南瓦窑,窑周围有十多亩荒地,是烧砖取土用过的荒地。垦荒地点确定后,全局干部积极性很高,特别是当时大部分干部是从农村出来参加工作的,也有点农村种地的实践基础和经验。这块土地表层没有腐殖质,深层土壤裸露,高低不平,初看起来就如大地上的伤疤一样,除了几缕荒草,在庄稼汉眼里长不出粮食,所以一直废弃着。交给财政局后,先是深翻平整后,又从附近肥沃土地上取来表层土,从混塘里挖来淤泥改良土壤。通过大家一番辛苦劳动,汗没少出,劲没少使,总算麦子种上了。后来,经过麦田管理,麦子收成还很高,大家非常高兴。到了秋季又种上了晚红薯,最后收成还可以。

  这一年的劳动成果,收获不少。一是劳动锻炼了大家,更加体会到粮食来之不易。二是弥补了生活不足,解决了生活困难。三是提倡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优良传统。大家高兴地唱起了:大生产……(曲名:军民大生产)

  小食堂拆掉,合并大食堂

  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为了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共同克服困难,领导决定将小食堂与机关大食堂合并,取消小食堂。领导一律去大食堂和同志们一起就餐,克服领导上的特殊作风,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群众说,这样把小食堂拆了,和群众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没有官架子,真正和群众打成了一片,多好啊。

  党员领导干部不搞特殊化,讲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这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树叶光,来了党

  1962年春天,这天天气晴朗,稍有点凉意。我陪同地委赵书记到襄城县农村调研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

  几个人坐着一部老北京汽车,带上被子、茶杯等,车里塞得满满当当的,地点选在襄城县双庙乡徐庄村,住在一户姓徐的农民家。老徐家有两间原来喂牲口的草房,现在闲着不用了,交给我们住,赵书记我们几个就在屋里打了地铺安顿住下。房子四面透风,屋内只有一张旧桌子,条件十分简陋。

  老徐家7口人,老徐的父亲60多岁。老徐老伴三个儿女(两男一女),还有一个儿媳妇、孙子。老大儿子参军五六年了,已经在部队提干,媳妇、孙子很快要到部队去。老二儿子在家劳动,是种烟能手。小女儿正在读初中,一家人很团结,很和谐。

  老徐见了面就说:“对不起,住的不好,让你们住牲口房,真对不住。”赵书记一脸和气地说:“中,中,蛮好,蛮好。”住处安置妥当,村支书问赵书记:“吃饭是定一户吃还是轮着吃?”老赵马上说:“最好是轮着吃,他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不要搞特殊。”安顿好天基本就黑了,叶老支书通知晚上开个座谈会,组织我们十几个人参加。喝罢汤,开座谈会的早早地就来到了老徐家,老徐搬来几个凳子,后来凳子不够坐,就坐在我们的地铺上。开会的人到得很齐,热情很高。

  座谈会开始,老赵说:“请老少爷们来,谈谈春耕生产和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小刘同志负责把大家的意见做记录。”接着是热烈发言。首先站起来发言的是个民兵队长,老赵让坐下来说,队长坐下来说:“俺这村的春耕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劲头很足,季节不等人啊。”接着生产队长发言说:“春季生产没有啥间题,我们这里当前把烟种好了,一年花钱问题就算解决了。生活上还有点困难,希望老赵来了,给我们解决解决。”最后老支书说:“我们村形势很好,安定团结,群众生产劲头很大,烟种得也不错,小麦长得也好,丰收在望。因为去年天气干旱,受点灾,给群众生活带来了暂时困难。”老赵立刻表示回头地委研究研究解决。座谈会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发言非常热烈,谈的意见也很中肯。到了十一点,赵书记说:“时间不早了,座谈会暂时结束,以后再谈。大家谈的意见都很好,态度诚恳,实事求是,意见切中要害,大家谈的主要问题是当前生活上有困难,我向大家表示,一定解决。”座谈会代表们都非常满意,一致称赞:共产党好,党的干部时刻关心群众疾苦。

  第二天早晨,赵书记带着我在村子里四处转转看看。期间,赵书记对我说,“小刘,这里的灾情可不轻呀!村上能吃的树叶,都吃光了,你看很多树叶都没有了,光光的,问题不小。咱再到几户了解了解情况。”吃过早饭,我俩去了几家了解情况,有的说有十天半个月的粮食吃,有的说粮食能吃个把月,有的说粮食吃2个月,这种占多数。情况了解后,赵书记要求我把这里的情况材料整理好,第二天一早就回地委研究一下,解决春季救灾问题。

  走在回许昌的路上,赵书记对我说:“小刘,农村救灾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大问题,丝毫不能拖,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这项工作,要用党性来保证。”过了三天,粮食到了双庙乡徐庄村,广大群众得到了粮食,称赞党好,党的干部时时处处关心群众、为群众服务。

  送党的温暖,老百姓称赞

  当时我在地委粮食办公室工作,地委赵书记找我,他说:“这几天连续下了大雪,不知道群众生活怎样?你去许昌县农村,找个村了解了解,了解后要上会来拍板,研究解决。”

  1964年腊月初一。天仍下着大雪,也不能骑车子,只好步行前往。去的点选在许昌县北边十几公里苏桥乡。走在路上非常困难,北风呼啸,鹅毛大雪飘飘。风刮到身上,只觉寒风刺骨,雪花打在身上,全身觉着冰凉。但使命在身,想到这些,虽然全身寒冷,心里还是热乎乎的,虽然步行艰难,但劲头十足,勇往直前,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到了村里,向党支书说明来意,就和苏支书一起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到第一家很热情,说明来意,这家农民说:“下这么大的雪,还来关心我们生活,谢谢。”接着说,“今年收成不好,造成生活上暂时困难,我家的粮食吃不到过春节。”连续访问了5户,大体情况差不多。天快要黑了,雪渐渐停止,我就返回许昌,走到苏桥,肚子饿了,就到供销社买了两个馒头,吃着回到了许昌。到许昌后,没有停脚,我就直奔赵书记处,把了解的情况向赵书记做了汇报。赵书记当时就说:“这一手情况很重要,民以食为天,丝毫不能推后,今晚就召开常委会,研究解决。”常委会主要决定:一是民以食为天,各级党委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二是立即向灾区调拨粮食,按每人每天一公斤,迅速发给群众,任何人不准克扣,违纪者严加处理。三是春节快到了,要安排好群众生活,春节灾区群众都要吃上饺子。通知下达后,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落实,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拥护,齐心称赞:共产党好,像爹娘一样关心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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