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毅，原许昌市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1925年，出生在胶东半岛的一个穷苦农家，12岁参加八路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征途上已走过了80个年头。
以前，穷人家的孩子大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啥时候。解放后，重新填写履历表时，我郑重地填上了“10月1日”，把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作为自己的生日。我的孩子和孙儿都十分好奇，“为什么我的生日那么巧，竟和共和国生日同一天?!”我告诉他们，没有共产党和新中国就没有我，没有我们这一大家子，所以我才选择这一天作为自己的生日，年年和祖国同欢庆。
每当想起从抗战烽烟到逐鹿中原，我亲身经历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战斗场景，回想我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地专级干部的革命历程，都不禁百感交集，往事历历在目。
1·从儿童团长到小八路
我的老家在胶东半岛西北部的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这里虽然临海靠山，物产丰富，却因连年战乱，官府黑暗，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共产党很早就在这里开展地下活动，点燃革命火种。中共掖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胶东抗日根据地奠基人郑耀南就是离我家不远的平里店镇郑家村人。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农民，靠着几分贫瘠的薄地艰难度日。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从小就下地干活，上山砍柴，备尝艰辛。为了让我们这一辈儿里出个“识字人”，父亲省吃俭用，把我送到村里才开办的初小，我在那里学会了识字、算数和打算盘。我的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在国文课上给我们讲人人平等、反对压迫剥削的道理，在地理课上讲日本鬼子占领东三省、欺压中国人的罪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记得上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听说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小日本要打到家门口了，大家都群情激愤，跟着老师学唱抗战歌曲，“日军卢沟桥演习，用机枪大炮袭击，发兵占领绥察冀，又来进攻山东山西……”，最有劲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到最后的“杀!”，感觉就是自己手握大刀，奋力劈砍。
那时，共产党在村里成立了民兵队和儿童团，我被选为儿童团团长，每天放学后带领十几个和我一般大的儿童团员，手握红缨枪，在村头的路口站岗放哨，盘查生人。我们虽然年纪小，革命觉悟和警惕性却都很高，经常饿着肚子站岗，晚上站到半夜也不想换班。不管白天黑夜，眼睛时刻都瞪得大大的，离老远都能看清来人是本村的还是外地的。发现外来的，不管是说走亲戚的，还是货郎担、剃头匠，都要上前仔细盘查，发现口音不对、没有路条，或者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的人，马上围起来，然后交给村里的民兵审问，防止鬼子的奸细化装进来绘地图、搞情报。有时候也跟村里的民兵们一起出操，学瞄准、学刺杀、学投弹，从小练就打鬼子、保家园的本领，经常受到学校老师和民兵队的表扬夸奖。
当时，胶东半岛已经沦陷，掖县县城也被日本鬼子占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和民兵坚持抗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13团经常在我们这一带打游击，我们这班儿童团员早就想跟他们当兵，一起打鬼子。1937年4月，13团的队伍从我们村里转移到南山，我立即和一起站岗放哨的小伙伴胡延生偷偷商量上南山投八路。可是回去跟家人一说，都不同意。第二天，父亲出去干活临走前还把我反锁到屋里，让母亲坐在门口看住我。可是，锁得住门却锁不住我的心呐，我趁母亲不注意，悄悄从窗扇爬出去，连干粮都没带，和早已等不及的胡延生一溜烟跑出村，直奔南山八路军13团驻地。
13团经常在我们村驻扎，对我们这俩儿童团员早就熟悉。几位首长对我们小小年纪就自愿当兵打鬼子的觉悟和热情十分赞赏。胡延生虽然和我一般大，可个头高，虚报年龄说十七八岁了，立马被验中，参加了队伍。我因个头低，也报17岁，首长们听了哈哈直笑，留我吃了一顿饭，动员我先回去，等明年长高了再来。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之后不管是再去上学还是放哨，这桩心事一直放不下。越想着胡延生穿上军装、扛着大枪的神气样儿，我当八路的愿望就越强烈，心想说啥也不能等到明年!可巧，几日后，我刚在学校上完第一节课，就听到外面一阵敲锣打鼓，出去一看，原来是我们村前几年出去当八路的一位大哥正带人回来招兵。我高兴地跑了过去，抢先报名。他乐呵呵地问我：“学不上了?”我坚定地回答：“等打跑了鬼子再回来上!”他又问我：“家里同意不同意?”我央求他：“千万要给我保密，不能让家人知道”。他见我这么迫切，当场收下了我。
我和其他几名刚招的新兵一起，来到位于招远县鹰爪夼参加训练，学习革命理论和基本军事技能。由于我有文化、识字多，又在儿童团里跟民兵操练过，所以门门考核成绩都是优秀。经过半个多月的集训后，我直接被分到了5连，在专门负责保卫胶东区党委的警卫连当传令兵。那时我个头矮，最小号的军装都撑不起来，只好把袖子和裤腿多挽几道。到正式给发枪时，专门给我发了一杆和我一般高的小马枪。如果那时照张相，就能看到一个身穿宽大灰布军装、肩扛马枪，虽然瘦小、却精神昂扬的“小八路”。
当年我偷偷参军走后，父母和家人焦急万分，到处寻找打听。我母亲迈着小脚，跑遍方圆十几里的村庄、山沟，见到八路军的队伍就打听。那时部队打游击经常流动，在一个地方住不上两天就要转移，家里找了我几年都没消息，都认为我已经牺牲了，母亲因为伤心，哭瞎了一只眼。
我们那一带是游击区，日伪军经常扫荡，为了不连累家人，我始终没往家里捎信。有好几回，我随部队行军路过村外，看到父亲正在地里干活，强忍住眼泪都没敢上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每当战斗间隙想家的时候，我都暗暗发誓，等到打跑了鬼子，革命成功了，我一定跪在父母跟前，请求他们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
2·里应外合夺金矿
我当八路的那些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跟着部队在胶东半岛频繁转战，不知经历过多少战火硝烟。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1941年我们连配合胶东地下党，夺取招远金矿打的那场漂亮仗。
胶东半岛盛产黄金，离我家不远的招远就是中国第一个年产万两黄金的县。1939年，日本鬼子占领了这里有名的玲珑金矿，在矿区内驻扎了一个中队的兵力，架起三层电网和铁蒺藜，戒备森严。
为了夺回金矿资源，保证山东根据地抗战经费，支援延安党中央，区党委周密部署，借日寇招收矿下劳工的机会，先派地下党员打入金矿，渗透到井下各个部门，摸清鬼子的兵力分布和金矿内部情报。并制定了“里应外合，趁夜偷袭”的作战方案，决定趁夜班井下监工疲劳瞌睡、井上巡逻队换班的空档，由事先安排好当班的地下党员发动矿工，占领作业面，切断通讯联系，配合外面的部队将守矿的鬼子一网打尽，一举夺回金矿。
我们连奉命担任这次夺矿战斗的外围主攻。那是一个漆黑的冬夜，我们急行军赶到金矿外围，埋伏在鬼子哨卡和岗楼附近的山坡上，各排都分别瞄准预定的目标，只等井下传出信号便统一行动。山上寒风呼呼，一片寂静，站岗的鬼子都在屋里，只有岗楼上的探照灯半天照射一次。一直等到后半夜，我们握枪的手都冻僵了，矿里面还没什么动静。突然，“呯”的一声，从井下传来了信号，随着连长一声令下，我们的机枪、手榴弹一齐开火，矿区顿时一片漆黑。
我早就瞄着矿井出口，不一会儿就透过爆炸的火光，看见一个鬼子工头慌慌张张地往外跑，马上开枪射击，一枪消灭。这个金矿只有一个出口，从井下上来的鬼子监工一个一个都被我们消灭了。岗楼上的鬼子见势不妙，像没头苍蝇一样四散奔逃，又被我们猛烈的火力打得晕头转向，黑暗中慌不择路，有的竟陷进了选矿坑的泥浆池，“哇啦哇啦”狂叫着越陷越深，直到没顶。直打到天亮时分，战斗全部结束，矿上的鬼子一个也没有逃出去，从招远县城增援的鬼子干着急也没有办法。这个宝贵的金矿终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胶东八路军利用这些宝贵黄金，开办了共产党根据地的第一个人民银行――北海银行，发行的纸币“北海票”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的主币，解放战争时期又成为山东解放区乃至华北、华中解放区的本位币。我后来在资料上看到，抗战期间，胶东人民为我党我军贡献黄金多达数十万两，这其中就有我们夺回的那个金矿。
3·转移兵工厂
1942年，胶东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百团大战”后，日寇疯狂报复，调集重兵对胶东地区东海、西海、北海、南海四个抗日根据地实施多轮“大扫荡”。我们八路军5旅在西海地区有个兵工厂，当时我们装备落后，弹药缺乏，兵工厂就是八路军的“命根子”啊。为了保住这个“命根子”，上级命令我们连带领民工小车队，将兵工厂秘密抢运转移到东海区的昆嵛山根据地。
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夜，我们根据事先侦察好的路线，急行军五六十里，秘密来到位于栖霞山里的兵工厂驻地。工人们早已把笨重的机器设备拆卸成一个个零部件，结结实实地捆绑在我们带去的独轮小车上。为了防止木质车轮载重后发出“吱吜吱吜”的声响暴露目标，工人们专门用擦机器的破布把车轮裹上，并在轮轴上抹一层润滑黄油，用土法“静音”。漆黑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遍地青纱帐挡住了敌人炮楼上的探照灯光，我们沿着崎岖小路，护卫着民工的独轮小车队马不停蹄地往回赶。我在队伍的前头探路，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万分警觉，发现有鬼子的巡逻队，就一个传一个悄悄通知后面的人停止前进，原地隐蔽，等鬼子过去后再抓紧时间赶路。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地闯过鬼子的两道封锁线，在天亮前把整整一个兵工厂的设备全部抢运到了昆嵛山根据地的山洞里。
在胜利完成抢运兵工厂的护送任务、从山里出来后，我们松了一口气，想趁天没亮找个小村庄稍稍眯会儿眼，休息一下。谁知我们的行踪被日本鬼子潜伏在这里、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的一个王姓特务发觉了。他用电台给盘踞在烟台的鬼子发报，鬼子派出一个中队，抄近路连夜偷袭，很快包围了这里。
我们一夜没有合眼，刚抱着枪打了个盹，就被外面密集的枪声、炮声和飞机轰鸣声惊醒了。大家立刻持枪往外冲，可没想到狡猾的鬼子先用几挻机枪封锁了村口唯一的一条出路，想冲上来包我们的“饺子”。幸好我们连长有经验，临危不惧，遇险不慌，当即找村里老乡打听有没有别的小路可以出村。一位长年放羊的老汉告诉我们，村西北有一条平时没人走的偏僻羊道能通村外，并自报奋勇给我们当向导。于是连长一面派一个班到村东南乱打枪，把敌人引开，一面带领我们跟着老乡从羊道突围。
天亮后，我们刚从一道山沟冲出鬼子的包围圈，鬼子的飞机就从烟台飞过来狂轰滥炸，受惊的牛、狗和鸡鸭被炸得遍地血淋淋，羊道的出口也落下了几颗炸弹。其中一颗炸弹刚好落在我身旁，爆炸掀起的泥土碎石差点把我埋住。生死关头，我来不及多想，就地一滚，趁势滚进一个刚炸出的弹坑，躲过了鬼子的轰炸。鬼子进村没抓到一个八路军，飞机也没找到部队的目标，不敢在我们的根据地停留，灰溜溜地撤走了。
经历了这次惊险的反偷袭战斗，从鬼子炸弹下死里逃生的我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战斗经验也更加丰富。亲眼看着朝夕相处、亲如弟兄的战友在我身旁一个个倒下，更激发起我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每次上战场我都毫不畏惧，冲锋在前，只想着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把万恶的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4·小树林里的入党宣誓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和无比残酷的反“扫荡”战斗中，我跟着连长、指导员和许多英勇善战、冲锋在前的老八路出生入死，为他们那种一往无前、舍生忘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危险时冲在前、困难中先帮人的高尚品质深深感动和吸引。当时环境特殊，部队党员身份都不公开，我曾多次悄悄问连长和指导员：“咱们天天保卫区党委，咱连里有没有共产党?我啥时候也能当上共产党?”他们对我的进步要求十分赞赏，经常向我讲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和共产党员的严格标准，鼓励我积极创造条件，在战斗中经受党的考验，党组织就在身边，只要符合条件，随时随地都能入党，并指定由政治指导员徐环东和政治干事杨堃对我进行重点帮助。我也暗暗地拿我认为的共产党员做标杆，像他们那样打鬼子冲锋陷阵不怕死，保护战友、帮助群众跑在前，多次受到连里的表扬和老乡的夸奖。
一天晚上，部队在一个小山村宿营。晚饭后，杨堃把我喊到村外的一片小树林里，我看到连长和政治指导员都在。他们郑重地告诉我，经过徐环东和杨堃这两个入党介绍人的推荐和党组织的审查考验，报区党委机关总支批准，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由于当时部队的党组织还处于保密状态，因此我的入党宣誓仪式也十分简单。没有党旗，没有《国际歌》，只有我们4个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皎洁的月光映照下，我面朝东方，举起右拳，跟着指导员一字一句地背诵誓词：“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领导，严守机密，遵守纪律，不当叛徒，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随后，指导员又对我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并特别交待了保密纪律，不能随便打听别的党员，平时由杨堃和我保持组织联系，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暴露自己和其他党员的身份。
回到连队，我激动万分，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也是党的一员了!今后也要为其他战友做榜样，决不给共产党丢脸!
入党不久，正赶上胶东第三次反“扫荡”，为了加强对区党委首脑机关的保卫力量，上级决定在部队党员中挑选一批政治可靠、军事过硬的优秀干部配备为区领导的特务员，承担保卫首长的特别任务。经军区保卫部审查考核，我被选中调入区党委保卫部任特务员，享受排级干部待遇。记得当时的区党委书记是林浩，行署专员是曹曼之。我先是跟随区审计处处长虞臣当特务员，没多久又负责北海银行行长陈文其的日常警卫和内务。虽说不是战斗部队，可是比部队的责任更大、任务更重。处在日伪的重重包围和频繁“扫荡”中，区党委首脑机关是敌军和潜伏特务的重点目标。我们这些特务员把保卫首长当成党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誓死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区党委，保证首长安全。为了不让敌人摸到首脑机关的位置，区党委各部门经常半夜行军，频繁转移，北海银行的造币厂和金库也都坚壁清野。我跟着陈文其行长转战胶东，寸步不离地守护在他的身边，亲眼目睹了在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中，北海银行是如何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保证根据地货币发行，保障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军供民需，创出了革命史上的金融奇迹。
5·马石山历险
我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战斗中最危险的一次，是在“马石山惨案”中险入重围，绝处逢生。
1942年11月，侵华日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调集两万精锐部队和大批飞机、舰艇，发动第三次鲁东作战，妄图凭借优势兵力和“拉网合围”“分进合击”“梳篦式”战术，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大扫荡”，一举歼灭以山东纵队第5旅第5支队为基干的八路军胶东军区主力部队及区党委机关。当时，我因生病，高烧昏迷、不省人事，被紧急送往军区医院救治。11月23日，医院接到上级命令，重伤员立即转移，能活动的伤病员全部出院，化装分散突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头执行上级命令，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同3个轻伤员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封锁，连夜向海边突围。
我跟着部队长年在这一带活动，对地理、地形、地势了如指掌。根据上级敌情通报，西边和南边鬼子的包围圈已经合拢，正以重兵“拉网”“梳篦”向东北部沿海地区步步进剿，只有转移到东海石岛中的一个叫厘岛的小岛上，才能安全脱“网”。于是我们不顾夜黑天冷，互相搀扶着向海边转移。没料到，天刚放亮摸到海边时，被正在海上巡逻的鬼子炮艇发现了。鬼子开炮轰击，炸得礁石乱飞，硝烟四起。我们想回头转移，又被身后追上来的鬼子在山崖上架起机枪横扫，眼看子弹、炮弹打得身边火花四溅，身处绝境、危在旦夕，我反倒格外冷静。
这时天已大亮，海上的鬼子抢先占据了石岛，从海上突围已不可能;后边鬼子在头顶封锁，退路也被堵死。既然出不去，我想干脆以静制动，暂时隐蔽下来，等晚上鬼子走后再想办法。于是，我们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全身泡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任鬼子开枪打炮，就是藏在礁石缝中不露头。岸上的鬼子扫射了一阵见没动静，以为我们都被消灭了，便回头往西北继续“拉网”，但隐隐约约还能听到海上炮艇的马达声音。我们坚持着一动不动，在刺骨的海水中整整泡了一天半夜，直到后半夜听不到动静，才挣扎着爬上岸，强拖着伤病之躯，艰难地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虽然我们4个伤病员侥幸冲出鬼子的火网，死里逃生，可是却有500多名八路军战士和无辜百姓惨遭鬼子毒手。我的许多战友在这次战斗中为了救出被鬼子包围的群众，舍生忘死，反复冲杀，在掩护2000多群众突出重围后，血洒马石山。解放后，乳山县政府在浸透了烈士鲜血的马石山主峰上修建了烈士陵园，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牢记当年八路军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百姓安全的壮举。
6·“甘愿当那百分之五”
1945年，日本投降后，老百姓都盼着能过上安稳日子，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共产党，又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为了阻止青岛国民党的保安团对崂山根据地的袭扰，我被调到南海区武装部崂山工作团，发动群众扒铁路、炸桥梁，配合部队伏击来犯之敌，一直坚持到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大军准备渡江南下。
为适应解放全中国建立新政权的急需，1948年4月，党中央决定从山东解放区选派一万五千名干部分批南下，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我当即报名，并通过了组织上的严格审核，于4月下旬到达位于河南濮阳的华野司令部驻地，随即编入随营学校，对外称“华东野战军随营军政大学”， 校长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委陈毅。在这里，我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集中整训，还有幸聆听了陈老总的动员报告。
当时，会场设在村南的一个大广场上，主席台由6辆美国10轮大卡车组成，上方挂有“向中原地区进军动员大会”的横幅。身着灰色军装、身体魁梧的陈老总走到条桌前，用洪亮的四川话向同志们问好。他开门见山讲：“现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了，我们奉中央军委命令向中原进军，减轻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的军事力量，这是一个十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他还说：“这里原来是国民党的地盘，你们这一路肯定会遇到千难万险，很可能被敌人打散，掉队、迷路，也可能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我们的困难是太大、太多了，我估计今天在座的各位恐怕至少要损失百分之五，大家有没有信心啊?”我和台下的几千名干部都憋足了劲，齐声回答：“有!”
可是也有人被陈老总的讲话吓着了，一名来自河北的干部连夜偷偷溜走，当了逃兵。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由山东老解放区几千名干部编成的“中原支队”个个都思想坚定，斗志昂扬，我向我们二大队大队长夏如爱当场表示：“一切听从组织调遣，甘愿当那百分之五!”
1948年 6月 ，我跟随中原支队从濮阳南下。当时平汉铁路沿线的一些城市，如郑州、安阳还没有解放，国民党的飞机经常在头顶上侦察、扫射。我们只能夜里行军，经清丰、南乐、邯郸、武安穿过太行山，绕道进入山西太岳解放区，再经过长治、晋城和济源，从孟津过黄河到洛阳。那些天几乎天天下雨，道路泥泞湿滑，经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找不到住的地方，但我们谁也没有退缩，硬是咬紧牙关，冒雨行军，一天最多步行一百多里，一直赶到洛阳城东的古城才临时宿营休整。之后，一部分同志留在当地分配工作，我和其他一部分同志继续向南，一步步走到中原局所在地的临汝县魔冢营。
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召开了欢迎大会，刘伯承、陈毅等首长在会上讲话，称赞我们是建设中原解放区的宝贵财富和难得人才，并高度评价“南下干部的到来，胜过10万大军”。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军区副政委邓子恢在魔冢营村中原支队驻地连续5天向我们作《论群众运动》的报告。他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讲了为什么要发动群众、怎样才能发动群众、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任务等，为我们日后在新区开展工作打开了局面、指明了方向、传授了方法。
9月12日，中原局领导正式向我们宣布了中原支队干部的分配名单。我在南下干部中最年轻，被分到豫西五地委所属的临汝县5区担任宣传委员和青年团长，不久1区和5区合并，又被任命为5区区长。当时我才20多岁，一身是胆，浑身是劲，整天背着盒子枪走村串户，深入农家访贫问苦，和穷苦百姓同吃、同住、同干活，串联扎根，通过积极分子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支援前线。
临汝一带解放前就匪患严重，虽然大股土匪已被消灭，但还有一些小股土匪被打散，潜伏乡下，待机袭扰。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说过：“我党足迹遍全中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恐无逾河南者，可以豫西临汝、鲁山、宝丰、伊阳、郏县、禹县等地为代表”“南下干部有数起黑夜被杀害，单人不敢独行，单人带驳壳枪更易招致土匪的暗算”。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我也差一点遭到暗藏土匪的暗算，成为那“百分之五”。
由于刚刚解放，还没进行土改，阶级成分不清，一些土匪借机伪装，潜伏在我们的基层政权内部，伺机暴动。有的群众担心军队一走，土匪又会卷土重来，生怕遭受血腥报复，因此不敢吐露实情。我刚担任5区区长时，对区干队人员也两眼一抹黑，谁知道里面就有好几个潜伏土匪!我一到任，就被他们盯上，并密谋制定了“夺枪杀人”的暴动计划。那几天我总觉得事情不对头，几个区干队队员有事没事老是找借口往我跟前凑，套我的话，打听“我这几天去不去县里开会?”“县大队啥时候下来?”平时关系很好的积极分子也有意回避，找他们了解情况总是拖辞有事，找不到人。于是我就多了个心眼，白天出门骑马带枪，晚上睡觉枪不离身，提高警惕，严防不测。
说来也巧，那天一大早我谁也没打招呼，就带着一个可靠的民兵平富贵到街上洗澡。刚从澡堂出来，就听到区公所方向枪声大作。我立即拔枪上马，赶到街外时正好遇见几个积极分子着急地找我，他们说：“西南山里的一小股残匪和混进区干队几个土匪勾结发动暴乱，已杀死了我们的一个乡长和一个村主任，正到处叫喊着要杀死山东来的共产党区长，你赶快躲躲吧!”我一听，怒气冲天，“我们共产党人连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正规部队都能打败，还能怕这几个土匪毛贼?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看看谁怕谁!”当机立断，我让平富贵火速召集民兵，向占领区公所的土匪开火，同时派人火速向县大队求援。然后我带领3个民兵，迎头向土匪冲去。别看这些土匪叫喊的厉害，但听到我们枪一响，跑得比兔子都快，没等县大队赶到就一溜烟四散逃窜了。
从胶东到河南，虽然我没有成为“百分之五”，可是在我身边倒下的战友又何止百分之五?光我们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就有数十人。解放后我回家探亲，看到那么多小时候一起玩耍、一起当儿童团，后来又先后当兵的小伙伴，只有一个叫小红的活着回到了村里，还满身伤痕、腿部残疾。和他们相比，我实在太幸运、太幸福了，所以在之后几十年的工作中，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我都无所畏惧，初心不改。即使烽火年代的硝烟早已散去，可当年在小树林里说的入党誓词，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