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康秀荣，今年54岁，1936年出生在鄢陵县张桥乡康庄村。原在县汽车站上班，现已退休。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家境贫困，从小就跟着大人外出要饭，一直到11岁。1947年10月，鄢陵县获得解放，全县人民看到了光明。由于我吃过旧社会的苦，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就积极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去。1948年鄢陵县正处于“拉锯”局面，我以要饭娃的身份做掩护，用我的要饭篮子为地下党送信，并掩护地下党的干部过关卡，当上了地下党的小交通员。土改时，我积极勇敢，被抽调到区工作队当队员，后来当上了康庄乡乡长。1950年3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0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出兵朝鲜，朝鲜战争爆发，并扬言一个月内打进中国。为了保卫刚刚诞生的人民政权和中华民族的安全，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我积极地响应国家号召参加动员参军工作。记得1950年11月，我作为一名积极分子参加了鄢陵县抗美援朝积极分子骨干训练班，聆听了县领导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和抗美援朝的动员报告，县委书记安俊山在报告中说：“朝鲜是中国的大门，中朝两国人民唇齿相依，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听完报告后非常激动。会后分组讨论开展忆苦控诉，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罪恶，从而更加激发了大家的阶级仇恨，大家纷纷表示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我也表示坚决不当亡国奴。但是因为我是女同志，我的弟弟年纪小，不能参军，我决心回去做好动参工作，力争动员一人参军。这年底，区政府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群众动参大会，号召大家报名参军。我作为动参人员坐在主席台上，当区政委作完动员报告让大家发言时，会场一片寂静，时间过去了一刻钟，没有一人报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心打破这种僵局，便站起来走向前台发言，并毅然提出：“谁第一个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我就和谁定亲”(那时我才15岁)。一会儿，岗陵寺青年黄河钦报了名，我当场走上前去和他握手，并拿出一条手绢相送，与黄河钦定下了婚。这时台下一片喝彩。我的行动打动了台下的青年人，一个又一个的热血青年竞相报名。河钦早年丧母，父亲带着几个孩子过日子，河钦为长子，家里有老有小，许多事情都需要他，他要去参军，父亲死活不同意。于是我就主动到他家做老人的工作，老人不吃饭，我就长跪不起，并给老人家“三查一比”，即查敌人、查翻身、查当家，以现在比过去，终于说服了老人。我的这种行动引起了许多人的诽言。的确，一个刚从封建枷锁下挣脱的妇女的身后，到底能有多少嘲笑和诽言，是谁也无法说清的。
河钦入伍时，县、区政府隆重欢送，区政府领导亲自给河钦披红戴花，我牵着马，一直把他送到县城。一路上，应征青年披红戴花骑着马，有母送子的、妻送夫的，也有姐送弟的、妹送兄的，而刚订婚的姑娘送未婚夫的只有我一个。人们锣鼓喧天送亲人，到处呈现出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新景象。
河钦走后，我就担起了他家的家务，为了让未婚夫在前线安心，多杀几个敌人，我帮他家啥活都干，冬做棉夏做单，洗洗缝缝，春种秋收。那时我才十五六岁啊!
1952年前线牺牲太大，需要大量兵源补充，加上敌人的造谣破坏，河钦带着部队首长的命令回家了。回来后，他思想上也有些顾虑，决定提前结婚，当时我的年龄还不满十八岁，不合婚姻法的规定，我就热情地鼓励他，为解决他的后顾之忧，经县、区批准我们作为特殊情况提前结了婚。婚后，他高高兴兴地回了前线，并带走了三个新兵。1953年春，部队给我发了电报，让我到辽宁安东(今丹东)部队医院看望受伤的丈夫。来到医院后，领导让我介绍我的先进事迹，我就把动参经过给大家作了汇报。战士们听了很激动，纷纷表示决心早日回前线杀敌。河钦康复后又回到前线。我从安东回来后到河钦牺牲前，只收到他的一封信。
1953年秋后，我已调到县农村工作队工作。一天，县里通知我，组织部长史公约要和我谈话。见到史部长后，他问长问短，我觉得有什么情况，在我的疑问下，史部长给我说明了河钦同志已于1953年6月13日在前线牺牲的情况(河钦比我大三岁，他当时20岁)，他还给我拿出了部队寄回的河钦的立功喜报(三等功)和血书。这一不幸消息使我悲伤的昏倒了，把眼睛也哭伤了(现在我视力很差)。我忍着悲痛，料理家事。组织为照顾我们，发给救济金，我一分也没有领，而是更加坚强的照顾着一家老小。黄河钦同志被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以上就是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一段经历，我这个积极分子曾荣获过省、地、县模范称号。在1952年11月召开的省劳模表彰大会上，受到省政府主席吴芝圃的接见，他握着我的手说：“好样的!”
1959年，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关怀和教育下，我由一名穷苦孩子成为一名国家职工。回忆我成长的道路，更加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康秀荣口述 中共鄢陵县委党史研究室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