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家范文澜与嵇文甫率领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后改为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简称“战教团”)从开封经鄢陵来到许昌，兴办抗日救亡训练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后又辗转舞阳、遂平、信阳、潢川、商城、光山、罗山、固始、息县等地发动群众，在中原大地点燃救亡烈火，唤起中州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本文通过回顾范文澜在河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力图能够透过这段历史，反映“范文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思想过程。由于范文澜先生留下的有关资料不多，故而本文不尽之处，请读者见谅。
范文澜及其史学著作
了解这段历史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范文澜。范文澜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字仲沄，号芸台，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旧式书香家庭，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班，翌年转入北大本科国学门。
北大四年，是范文澜学问和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其在自传体文章《从烦恼到快乐》一文中回忆“五四”运动大风暴前的北大校园境况，“军阀混乱，政治污浊，学校腐朽，学生醉梦”，而当时北大的学生也是良莠不齐。范文澜在北大时曾沉浸在训诂考证，受国学名师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三位老师影响很大，立志成为将“追踪乾嘉老辈”作为全部生活唯一目标的国学家。他在北大打下的深厚国学根柢为日后取得史学研究成就奠定了基础。周恩来曾评论：“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东西。但当他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周恩来选集》上卷)。
1917年，范文澜从北京大学毕业。此后，曾相继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河南汲县省立中学、天津南开学校任教。1922年至1927年在南开学校任教的五年，是范文澜人生道路的重要阶段。“他由一个‘好古’求是的教师，转变为一个把自己生命与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的进步教授。”1925年，范文澜参加天津各界人民声援“五卅”惨案的示威游行，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其泰在《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中写道“在南开，改变了他人生的航向，从此走上学者兼革命者的道路。”这与南开大学的办学特点和时代氛围分不开。范文澜的第一部著作《文心雕龙注》就是在南开“求实精进”的学术环境中问世的。也是在南开，范文澜与鲁迅成为了亲密同志，1925年10月17日《鲁迅日记》载：访季市，遇范文澜君，见赠《文心雕龙讲疏》一本。
范文澜成为一名地下党员后，经常向学生讲革命道理和进步思想，受到特务注意。1927年5月，范文澜离开南开前往北京，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任教，并潜心著述，相继出版《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正史考略》等论著，成为北大国学集大成的继承人。20世纪30年代初范文澜出任北平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主持文理学院期间，聘请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任教，以新思想武装学生头脑，参加革命互济会，当选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候补委员。
国民党当局肆意逮捕有“共党嫌疑”的北大师生，范文澜因此两次被捕入狱。经蔡元培等人营救出狱后，已无法在北平继续从事教学和党的活动。加之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1936年，范文澜来到河南开封，应聘到河南大学文史系任教。主讲《中国上古史》、经学和《文心雕龙》。七七事变后，范文澜以极大爱国热忱，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提出持久抗战理论，参与主编《风雨》《经世》(战时特刊)。1938年秋，在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参加新四军，负责领导战时教育工作团，从事抗战动员和统战工作。
1940年，范文澜来到延安，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在延安的窑洞里，在昏黄的油灯下，在图书资料匮乏、物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用不到两年时间，完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通史简编》一书。该书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此后范文澜又进行修订，写至隋唐五代(前4册)。1969年，范文澜因病逝世，终未能完成全部改写计划，由蔡美彪等人续编完成后8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通史著作，毛泽东对《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给予高度评价，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
范文澜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范氏《中国近代史》奠定的基本格局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之久。
范文澜在河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百年的中华民族，点燃了整个中国的抗日烽火。这段时期是范文澜本人学术和人生经历的关键时期。在河南大学任教期间，他的治学由国学领域正式转向史学领域。抗战爆发后，他领导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辗转豫中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洪流的推动下，范文澜把自己的学术和生命同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结合起来，成为集学者和革命家于一身的难得人物。“以1936年由北平转至开封为起点，范文澜在抗战时期写下他人生最有声有色的篇章。”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范文澜这段波澜动荡抗日救亡图存的历程。
主编《风雨》《经世》，唤起中州民众。范文澜离开北平来到开封河南大学任教，是因为河大为他提供了适应的环境，使范文澜的抗战热情和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在党的领导下，河南抗日救亡刊物《风雨》于1937年9月12日创刊，范文澜参与《风雨》周刊编辑，并受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的委托，主编《经世》战时专刊，他热情迸发地写出了一批进行抗战动员、分析形势、鼓舞斗志的文章。王阑西在《抗战初期的范文澜同志》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两个刊物，对河南团结救亡力量，推动救亡运动起了相当作用。范老的文章篇篇都是有力之作。”在国民党的严密统治下，《经世》半月刊被迫停刊。《风雨》周刊出版30期，直到1938年6月开封沦陷后才被迫停办。《风雨》周刊与《经世》半月刊以及林孟平主编的《大时代》是中原地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特别是《风雨》周刊在河南抗日救亡史上书写了重要一页。
创办河大抗训班，为抗战培养青年力量。1937年11月，在河南省委的指示下，以河南大学文学院名义，成立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简称“抗训班”)，培训抗日救亡运动骨干。由萧一山任主任，范文澜和嵇文甫任副主任。萧一山、嵇文甫两人都是范文澜的北大校友，他们志同道合，配合默契，共同为推进河南抗战工作作出了贡献。马致远(本名刘子厚，时任中共豫南特委统战部部长兼军事部部长，解放后曾任河北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任军事教官，从北平回到开封的“民先”(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负责人冯纪新(解放后曾任甘肃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任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马致远回忆：在训练班起主导作用的是范文澜先生……训练班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整个训练班的创办过程，从制订教学计划、安排课程设置、物色聘请老师到具体招收学生的工作，都由范文澜亲自主持。
抗训班第一期录取学生100多名，其中女生60余名，主要成员是河南大学、开封高中、省立女子中学、开封女师、北仓女中、开封女中等校学生以及流亡到开封的平津爱国学生。抗训班成立后，范文澜负责讲授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青年政治修养等，嵇文甫讲授中国问题，马致远主讲游击战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抗训班里的学子，一方面学习理论知识，一方面进行抗日宣传、实弹射击和游击战演习。训练班的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深受学员欢迎，许多未录取的青年也到河南大学旁听，范文澜从中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希望。
成立农村工作服务团，中原腹地播撒抗日火种。抗训班原计划培训三个月，仅仅经过一个月学习，到12月下旬，由于济南失守，豫北局势紧张，抗训班只好提前结业。12月中旬，河南省委决定：抗训班一部分学员北上，奔赴敌后或延安，另一部分组成河大抗训班农村工作服务团(简称“服务团”)南下，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服务团共七十多人，由嵇文甫任团长，留在开封继续做统战工作。范文澜、徐述之任副团长，随团南下开展工作，冯纪新担任总队长兼党总支书记。12月下旬，在范文澜的带领下，服务团成员怀着救国救民的希望，自开封出发，徒步南下，经朱仙镇、尉氏、鄢陵，于1938年元旦来到豫中重镇——许昌。一路上，服务团下城乡，唱歌曲，搞演讲，出墙报，演戏剧，中原腹地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歌声。
许昌是服务团的一个重点，许昌青年抗日情绪高涨，范文澜应许昌进步教师徐干青和张宇瑞邀请，在许昌城隍庙街第一小学院内开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二期抗日救亡训练班。除开封的72名学生外，还招收许昌100多名青年和学生。抗训班军事课程教与学结合，马致远还带领学生进行侦察、警戒和破坏等演习活动。
参加许昌抗训班的学员王效堂在《参加“抗训班”的前前后后》(《许昌县文史资料》第四期)一文中回忆，“抗训班上课效仿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上大课的教学模式，范文澜主讲抗战形势，抗日统一战线理论，青年政治修养等……教授们讲得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使我这个初中学生深受教益。”
抗训班学员张明舜(建安区人，1920年生，退休前为将官池中学教师)在《抗日工作训练班点滴回忆》一文中回忆，他的老同学中，有刘昭平(原名刘松茂)、周吉一(原名李松立)、陈曼迪(原名陈廷灿)、郑希贤、曹磊(原名曹禄祯)、李钦哲、王石青(原名王石卿)、张远(原名咎范五)、王云(原名王征瑞)等，有的为革命流血牺牲，有的在革命中不断成长。
许昌抗敌训练班的青年求知若渴，《新华日报》以“许昌的干部训练班”为题，报道：“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范文澜举办的抗战训练班，第二期在许昌开课。参加的青年非常的多……二百余位活动的青年之中，缺席偷懒的一个也没有。”这期抗训班虽然办了两个星期，但学员通过学习提高了对抗战、救亡的认识。1938年1月中旬，训练班结业，一部分学员来到有“小延安”之称的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队所在地竹沟(竹沟是党领导中原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被誉为中原抗战的“摇篮”，革命的“小延安”)，一部分去了延安，另一部分参加农村服务团。
大闹舞阳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春节，服务团来到舞阳，划分为小分队深入城镇农村，访贫问苦，搞宣传，办夜校，组织农救会，开办识字班，挨家挨户宣传抗日，同时协同舞阳青年救国会开展救亡活动。一时间，舞阳成为河南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范文澜和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也在抗日救亡的锻炼中不断成长。
服务团原准备在舞阳继续开办训练班，把当地三千多名青年救国会成员轮训一遍，因受国民党顽固势力的限制而未能实现。当时的舞阳，有国民党嫡系部队52军关麟征部驻守，他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害怕民众觉悟，将服务团在舞阳的所作所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但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关麟征不敢贸然动手，只好使出阴谋，在舞阳县国民党党部设宴“欢送”范文澜及服务团一行，想以此手段将服务团赶出舞阳。
范文澜带着服务团成员勇赴“鸿门宴”。李民等人在《战教团在豫中》一文中回忆道，关麟征见范文澜和服务团成员到来很得意，整个“宴会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范文澜同志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激昂悲愤高呼：“同胞们，你们可知，我们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正在遭受浩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野蛮践踏我们的国土，大好河山烽烟四起，同胞鲜血染红大地!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师生们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怒吼，让关麟征逃之夭夭。范文澜在自述文章里，也对“大闹舞阳”有绘声绘色的描述。
而后，国民党省部以“河大抗敌服务团”名称不合法为由，决定改名为“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简称“战教团”)。由于只是名称的改变，团的抗日救亡宗旨不变，工作实质上仍由共产党领导。战教团原计划在舞阳举办的抗训班，由于关麟征阻挠无法进行。4月，战教团离开舞阳前往信阳。途径舞阳县胡岗及其附近的农村和县城时，战教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对舞阳县抗日救亡运动和青救会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促进了舞阳党组织工作的开展。
参加挺进队，开展抗日游击战。根据河南省委关于迅速开辟以息县、潢川、商城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地的指示，战教团离开舞阳后，辗转遂平、信阳、潢川、商城、光山、罗山、固始、息县等地。范文澜带领战教团成员跋山涉水，历经风雨，来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动群众，点燃救亡烈火。在遂平，他们开办抗训班，大部分学员去了竹沟;在商城，他们抬着病号，冒着日寇敌机的轰炸进行宣传;在信阳，他们化整为零，配合党组织建立妇救会、青救会、农救会、儿童团，发展新党员，组织抗日武装;在罗山，他们赢得了当地开明人士“英勇奋斗如猛虎，天真烂漫似幼儿”的称赞。
1938年9月，商城沦陷，战教团的一部分同志组成新的中共商城县委，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其他成员翻越大别山进入湖北。1938年11月，战教团根据省委的指示，一部分学员去了延安，大部分开赴信阳，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信阳挺进队，投入到了豫鄂边区轰轰烈烈的敌后游击战争中。1939年春，范文澜从信阳返回四望山游击区，后回到竹沟，在竹沟军政教导大队授课，并随时准备参加游击战。在马致远介绍下，范文澜于1939年9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河南抗日救亡运动对范文澜的影响
从国学领域跨入史学领域，革命理论更加成熟。在河南主编《风雨》《经世》期间，范文澜为全国范围汹涌的抗战热潮和自己饱满的爱国激情所驱使，写下了《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论团结一致》《忆鲁迅先生》《旧账与新账》《反对教育界的神行太保》《救亡与救亡计划》《游击战术》《闻见略记》等十余篇文章，或进行抗战动员，或分析形势，或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建议，或斥责投降行动，或揭露汉奸罪行，或抒发对压制抗战力量的愤慨，成为他一生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最为集中、大量的时期。其中最能表达其抗战救亡热情和对时局分析之中肯的，要数《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和《游击战术》两文。特别是其关于持久抗战一文高瞻远瞩，概括中日战争局势，提出了切实把民众组织起来、切实保障言论出版自由、号召世界民主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组织国际义勇队等几项重要措施。当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尚未发表。范文澜却能在文章中提出切中的办法来，这不仅说明他对待抗战事业热情高涨，思考深入，更说明他对中国国情已有较深入的了解，能运用比较科学的观点作分析，并且有预见能力。如王阑西所说，范文澜在抗战爆发后发表的时评、政论和杂文，都是犀利、中肯、富有战斗性的，对河南的抗战动员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从爱国主义思想到抗日救亡宣传，革命意志更加坚定。范文澜脱下教授长衫，走出大学课堂，果断地决定为抗战工作而奔走呼号，其人生道路的重大转变，是由于日本强盗的大炮声逼迫，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庄严召唤推动他做出这一抉择。20世纪前期中华民族一再遭受的深重灾难，帝国主义不断的野蛮侵略，深深地触动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他深切体会到，不抗击侵略，就没有民族的生存，更何论学问的价值。从南开时代的“五卅运动”，到北平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爱国进步活动，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他在河南投身于抗战动员工作，到最后成为新四军的一员，他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不断上升到新的高度，真正做到把自己的生命与抗战的神圣事业融为一体。范文澜的思想转变很符合事物的逻辑发展，在与他同时代的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中很具典型性。
从大学教授到“革命战士”，革命理想更加远大。从1937年秋范文澜创办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和领导河大抗训班服务团，到1939年春季以后参加新四军、随部队在游击区活动，范文澜的足迹踏遍豫东、豫中、豫南广大地区，河南两年多的抗日救亡烽火，将这位大学教授转变成为抗战训练班的领导人和新四军战士，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范文澜回忆在新四军游击队当教员的情形说：当了二十年的靠出卖教书技术吃饭的“读书匠”，现在竟升级成了“教员”，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可以和群众彼此自由地交换智识了。范文澜带领“抗敌团”从开封出发，差不多走遍了河南全省，在河淮平原和嵩岳脚下的千百万同胞间种下了抗战救亡的种子，在河南抗日群众和新四军干部战士中赢得了崇高威信。由于善于做青年思想工作，他所领导的抗战团成为河南所有救亡团体的模范，他本人也受到了工作团青年们的爱戴。
1939年底，范文澜从河南确山县中原抗日根据地出发，几经辗转，于次年春节前夕，来到他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他的理论知识迅速产生飞跃，创建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业绩。当然，关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史学界历来褒贬不一，有不同意见，我们这里不作评论。以戴逸教授的精辟论述作结尾：范文澜在延安撰成的历史著作，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集中了当时革命者的许多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对于范老的作品、为人的评价，要放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才能更好地理解。
(作者系许昌市建安区党史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