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大街和北河沿大街交口处，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层小楼，这就是北大红楼，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所在地。1918年8月，营建两年的北大预科学生宿舍大楼在沙滩汉花园落成。因大楼用红砖砌成，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红楼”。红楼建成后由学生宿舍改为北京大学文科、图书馆和校部。半地下室设有印刷厂，第1层为图书馆，第2层为行政办公室，第3、4层为教室。
北大红楼
北大红楼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近代建筑，这里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垒、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曾在这里办公;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南陈北李”同在一座楼里共事。当时流传一首嵌名诗盛赞两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业绩：“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曾用笔名‘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
1917年，陈独秀、李大钊先后受聘北京大学，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到北京，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参加到编辑中来，并成为主要撰稿人。他们中很多人都在北京大学任教，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北大红楼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心。
十月革命以后，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接连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颂扬俄国革命的文章。在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文章，明确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满怀豪情地预言：“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每周评论第1期
为弥补《新青年》标榜“不谈政治”而无法密切配合政治斗争进行宣传的不足， 1918年12月，李大钊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文科讲师张申府等，在红楼二层陈独秀办公室创刊《每周评论》，这里也作为这一刊物的编辑部。《每周评论》为李大钊开辟了更加有效快捷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19年元旦，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题为《新纪元》的社论，进一步阐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深远历史意义，称之为“洗出一个新纪元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积极参加，陈独秀亲自拟就《北京市民宣言》，印刷后外出散发。而此时，北京警方已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列入黑名单，准备实施抓捕。
6月11日，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据高一涵回忆，这天陈独秀和他来到新世界游艺场的屋顶花园，见下面露台上正在放映电影，观众黑压压一大片，就将传单朝着下面观众撒下。不料，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摸出一张传单递过去，那人一看马上说：就是他，屋顶花园暗处旋即蹿出几人，将陈独秀抓住。
陈独秀作为思想界领袖人物，在当时有着巨大影响力，他的被捕立刻引起社会舆论哗然，全国各地报刊争相转载报道，社会各界函电交驰，强烈谴责北洋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在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下，经李大钊等人多方营救，9月16日，陈独秀被保释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行动仍受到监视与限制，他于1920年1月底应友人邀请前往上海。2月初又乘轮船到了武昌，在文华大学连续几天发表了令政府大为震怒的演讲，再度引起了北洋政府的警惕。当他离开武昌返回北京后，发现警察在背后跟踪。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躲藏在北大教授王星拱家中。李大钊等人为了陈独秀的安全，决定帮助陈独秀逃出北京。由于警方已在车站及主要街道、场所布控，李大钊挺身而出，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
1920年2月，一辆骡车驶出了寒冷的北京城，车上的两个人一副商人装扮。这两人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为帮助陈独秀摆脱北京政府的迫害，李大钊护送他先到自己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暂避，然后再转道天津前往上海。就是在这辆骡车上，两位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一路驱车，一路交谈，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南北呼应，组织建党。“南陈北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通过北大俄籍教员柏烈伟介绍，先认识了李大钊。李大钊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会见了维经斯基，商讨建党问题。谈话后，李大钊找罗章龙、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同维经斯基会面。根据罗章龙的回忆，他们的会面在北大图书馆举行，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并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维经斯基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还谈到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为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使李大钊感到耳目一新，使他们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了信心。李大钊还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陈独秀。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建立共产党组织。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经过酝酿和准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
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办公室
10月，李大钊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小组负责人。他还当众宣布每月捐出个人薪俸80元为小组开展各项活动的经费。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罗章龙分别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随后陆续发展一些成员，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北京的早期党组织已拥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张太雷、缪伯英、宋介、吴汝铭等十几名成员，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北大红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历史赋予这座红色建筑以新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