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湘江之战后的3万多人。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 遵义会议会址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上，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会议室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的事业，损害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又从反面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到遵义会议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挫折、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迁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红军则处处主动。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