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昭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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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0-18 来源： 作者： |
刘昭平
刘昭平，河南省许昌县榆林乡杜庄村人，原名刘松茂，生于1918年10月29日。1937年底，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至l946年在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政治部工作，先后任“战火剧社”编导，《战火报》主编，并兼任一二〇师《战斗报》特派记者。1946年8月19日在大同战役中到前沿阵地采访、拍照，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8岁。
学生时代
刘昭平8岁入学。在少年时期，他就显露出对旧社会、旧礼教、旧家庭的叛逆性格。他的祖父是个儒生，要求他以忍让为尚；父亲是个商人，要求他对人曲意顺从。这些要求和昭平的性格格格不入。他卑视豪绅富商和官僚，厌恶唯利是图的人，就是长辈升官发财的说教，他也是据理力争，毫不退让。祖父虽称赞他勤奋好学，但总说他“其为人也好辩”；又说他农历9月25日生，那天犯忌，命中注定是个“惹事阎王”。父亲虽支持他读书，但总斥之是“桀骜不驯，不肖之子。”
他嫉恶如仇，不畏权贵。许昌城内有个姓李的劣绅，和昭平家沾点亲戚，又是父亲商店里的财东。此人趋炎附势，横行乡里。昭平卑视其为人。一次，李某在大街上碰见昭平，主动上前打招呼，唤“表弟”，昭平却白他一眼，弄得李某非常尴尬。事后，刘昭平遭父亲一顿斥责，但他仍坚持说李某是个大劣绅、大坏蛋。
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因校长庞某排斥进步教师和侵吞办学经费，学生组织罢课驱庞，刘昭平是领导者之一。他们在文峰塔里开会起草了罢课驱庞宣言，书写了标语和传单。庞某的罪行被揭露后，无颜面在这座学校里工作，不得不离校而去。
刘昭平在少年时代就显露出多才多艺的才华，不但文章写得好，绘画也是全校的尖子，还是学校的骨干演员。他在《孔雀东南飞》的话剧里饰演焦仲卿，把这个为争取婚姻自主而以身殉情的悲剧人物，演得惟妙惟肖，观众无不为之泪下。
昭平在小学和中学时期，很爱读鲁迅、茅盾、高尔基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他还订阅了《作家》、《译文》等进步刊物，书刊一到手里，就拆开阅读，甚至忘记了吃饭。还把好书介绍给同学们读，并组织读书会，共同探讨，相互启迪。
1934年，刘昭平考入省立第四中学。1935年12月9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声援，许昌私立灞陵中学、省立第四中学、男子师范、女子师范、进德中学、第一小学等校师生，在中共地下党员贺伸莲、王定南、郭晓棠、王大明、栗再山等的领导下，和工人、烟农、市民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声援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刘昭平和同学们一起积极参加了这次游行。通过这场爱国运动，刘昭平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6年春，他和周吉一、张远、黎辛、张明舜等9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圈外文艺社”。“圈外”的含义是：我们要站在争名夺利的圈子之外，不受封建势力的束缚，表示对黑暗势力的抗争。
“圈外文艺社”的宗旨是：组织大家读书、写作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为了扩大“圈外文艺社”的影响，他们又与《新民日报》联系，办了一个文艺副刊一一“圈外文艺”。刘昭平为刊头题字。这个副刊每周一期，从1936年春到次年秋，约办60多期。副刊的内容是：宣传抗日救亡，揭露社会的黑暗，抨击旧礼教。作品有诗歌、散文、小说、杂文和评论。刘昭平任副刊的主编，又是主要撰稿人。如他写的连载长篇小说《宝贝》，反映一个女孩子受包办婚姻压迫而致惨死的情况。刘昭平在小说中深刻地指出：“妇女沦为娼妓，对自己的肉体是‘零卖的’；那么，经过包办嫁了人呢？不过是对自己的肉体‘批发’罢了！她们遭到的不幸，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他那泼辣、锋利的文笔，无情地鞭挞了封建礼教对广大妇女的压迫，特别是道出了青年读者的心声，深受读者喜爱。刘昭平常用的笔名有候亢、黎明、颍南等。不久，刘昭平、周吉一等又在《许昌日报》上办起“初步”副刊。
当时，刘昭平、周吉一等都是学生，既要做功课，又要办副刊，困难很多，只好白天上课，晚上赶写稿子。为不让学校发觉，刘昭平等用被子蒙起来，把煤油灯放在里边，钻在被窝里赶写稿件。就这样，他们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揭露旧社会、宣传鼓动群众的好文章。
当时，学校有一位教语文的周子凡老师（即解放后在高教部任人事司司长的周达夫），是中共地下党员，对“圈外文艺”,关心支持，曾用“微夫”的笔名为“圈外文艺”写稿。他对昭平很关心很器重，经常把昭平的作品推荐给同学们读。许多同学读了昭平的文章，称赞他“文思敏捷，才华横溢”。
一天，“圈外文艺社”成员张远收到一卷不知是谁寄来的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立即拿给刘昭平。刘昭平一看，上面有周恩来的照片，如获至宝，高兴得跳了起来，对张远说： “这是共产党的报纸！”他们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周老师告诉他们：“这是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机关报，不容易得到，要好好保存，好好学习。”从这卷报纸上，他们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此后，周子凡老师经常向他们推荐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以及胡朋译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刘昭平在周子凡老师的启迪下，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党的基本认识逐步有所了解。昭平走上革命道路，周子凡老师是他主要的启蒙者。
“圈外文艺社”的成立，引起了学校当局的反对，先是劝停，继之以警告相威胁，学校当局组织起“××文艺社”，企图挤垮“圈外文艺社”。但刘昭平他们一群热心青年，硬是挫败了校方的种种卑鄙伎俩，“圈外文艺”越办越好，不但吸引了校内师生，校外也有人提出要求参加“圈外文艺社”。
1930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的不幸消息传到许昌，昭平痛哭失声。他约几位同学挚友聚一起，沉痛悼念鲁迅先生，他们边哭泣边诵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刘昭平还写了悼念诗，发表在“圈外文艺”副刊上。有人问他为什么那样崇拜鲁迅？他回答说：“鲁迅先生的文章说出了我想说而不知怎么说的话。我读鲁迅先生的作品，第一篇读的是《狂入日记》，文中的‘吃人’二字，给我的印象最深，两个字就一针见血地概括了旧礼教旧道德的实质。我的家庭里，就有被吃的，吃人的和既被吃又要吃人的。《狂人日记》我读了不知多少遍，每次都是含着热泪读完的。特别是读到“救救孩子”那一句话，常常使我不由自主地拍案呐喊！”
刘昭平是省立许昌第四中学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讲演、演戏、查日货，到街头宣传，每次他总是走在前面。他对同学们说： “想救亡就得抗日，我们不能当亡国奴，要誓死抵抗。日本鬼子占领我东北、华北，志在灭亡我中华，我看中原大地已难以安放我们这张小小的书桌了。”
1937年夏，刘昭平考入开封黎明高中。在开封黎明高中昭平结识了更多的进步学生。有的还是地下党员和“民先”成员，如穆青、冯君泉等。开封地下党组织的星期日下乡宣传活动，刘昭平每次都积极参加。
当时在青年学生中对抗日救亡有截然相反的认识，争论的焦点是依靠国民党抗日，还是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是在学校里一边读书一边宣传，还是离开学校投身到抗日烽火之中去？刘昭平坚决主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到战斗的烽火中去，他的鲜明立场和正确主张，在进步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投身革命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炮声，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幕。中共开封地下党组织一方面积极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组织各种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一方面动员介绍进步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正在开封黎明高中求学的刘昭平再也按捺不住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和怒火，决心投笔从戎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线去。家里知道他要远离家乡到抗日前线去，多次阻拦、劝告，但都没有能够动摇他的决心，几经周折，他终于踏上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征途。
1937年底，刘昭平和李建彤、李震、沈唯彤、陈之平等一行5人，带着地方党的介绍信，离开许昌，乘火车来到新乡，因战局变化，驻新乡的游击队办事处已经撤走。于是他们又改赴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
途中，刘昭平提出：“要改名字，否则，参加八路军，家里会遭殃。”他把刘松茂改为刘昭平。还帮助其他5人都改了名字。刘昭平还发现有的同学带钱较少，自己带的多，又提出了一个建议：把各人带的钱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统一支配，统一使用。按他的说法是实行“共产主义生活”。这个“同舟共济”的主张，得到大家一致赞成，并推选刘昭平统一管理。他用集中起来的钱先买了漂亮的笔记本，每人发一本，说：“我们新的生活开始了，把应该记的东西都写下来吧！”到西安后，他们先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经办事处介绍，到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当时，“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彬。这里的干部和教官多是“抗大”毕业的。在这里学习时间虽只有一个多月，却使他们大开眼界，耳目为之一新，是他们投身革命队伍后上的第一课。在这里，他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和政策，学习了《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等理论以及游击战术，革命觉悟和理论水平有很大提高。使他们最感到新鲜的，是游击战夜间演习，每次他都积极参加，认真演习，努力掌握杀敌本领。
1938年初，在“青训班”学习结束后，刘昭平和李震、陈之平被党组织分配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
他们出发赶到山西曲沃时，日寇已占领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正在疏散。刘昭平和一部分师生商量，到革命的心脏一一延安去。他们二十多个人组织了一个剧团，由曲沃启程，边行军，边宣传，徒步向延安进发。他们在山西临晋吴王渡冒着生命危险抢渡黄河，经合阳、韩城、澄城、黄龙、洛川、富县，到达延安。路上没有盘缠，他们给群众演戏，群众管他们吃饭。他们演的都是自编的抗日救亡节目，很受群众欢迎。
这段时间，生活虽然艰苦，但由于接近群众，接近抗日斗争的烽火，刘昭平的写作水平有很大的进步。他的创作热情非常旺盛，写了许多富有战斗生活气息的诗文和剧本。在抢渡黄河时，他写了一首《抢渡黄河》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哪怕飞机轰炸
机枪扫射！
我们的口号是：
冲锋！冲锋！
冲向浪涛！
冲向对岸！
……
这感情真挚、振奋人心的诗句，给强渡黄河的战友以很大的鼓舞。
从曲沃到延安的路上，刘昭平创作了短剧。一路上，经历了不少艰难险阻，几乎把所有的衣物都扔光了，却留着一大包剧本，一直背到延安。这些剧本，都是在行军途中一边编写一边演出过的。当时，刘昭平既是编剧，又是导演，有时还是演员。这段时间，刘昭平初步受到了革命的锻炼，同时也初步显示了他的革命才能。
锻炼成长
1938年3月，刘昭平到达延安，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所在的大队住在宝塔山对岸的清凉山，两山之间只隔一条延河。在这里他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大”学习期间，刘昭平主办本大队的墙报，再次显露出他的才华。他一个人写稿，组稿，审稿，又抄写、插图。他主办的墙报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博得广大师生的赞扬。
刘昭平的牲格有个特点：真理在他手中时，敢于坚持，不向错误的东西屈服；但他如果真正错了，就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在“抗大”学习时，他一度存在重文艺、轻军事的思想倾向，对军事训练不太重视，制式教练和实弹射击成绩不佳。一位同学好友向他提出批评：“你将来要当一名抗日军政干部，不会打仗怎么行？”他当即承认错误。从此，他文艺和军事并重，军训成绩突飞猛进。
1938年冬，刘昭平“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搞文艺和宣传工作，住延安西山。
1939年5月，刘昭平到“鲁迅艺术学院”深造。这年9月，“鲁艺”部分师生迁往晋察冀根据地，他和同志们一起唱着“到敌人后方去”的雄壮歌曲，来到晋察冀边区。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来的这一部分师生并入“华北联大”。同年底学习毕业，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三支队（支队长贺炳彦，政委余秋里），在三支队剧社任编导（当时称教员）。
1940年秋，三支队编入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三五八旅（余秋里、张宗逊、廖汉生等先后任旅长、政委）。三五八旅是贺龙元帅亲手带出来的一支常胜的部队。刘昭平在这个光荣的部队里工作战斗六年之久，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刘昭平到三五八旅后，在“战火剧社”任编导，随后部队转战于晋绥敌后根据地，曾和吕梁山区的英雄儿女并肩战斗，较多的时间是驻在山西省的兴县和临县。
“战火剧社”，是一支实力较强的文艺队伍，颇受入民群众和广大大指战员的欢迎。部队行军时，他带领演员沿途表演小节目，搞宣传鼓动工作；在沿途村庄墙壁上和山间石壁上写标语、画漫画。一到驻地，他又总是忙着搞宣传，为群众演出，教唱歌。
当时，剧社里有些“小鬼演员”，刘昭平除了教他们演节目，还教他们学文化，给他们批改作业，还教他们写通讯报道。这些小演员，年纪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大的也只有十四五岁，连续行军，身体支持不了，刘昭平就搀着他们走，替他们背东西。每次急行军，过封锁线，过险山恶水，刘昭平都亲自照顾几个小演员。
剧社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敌伪碉堡林立的游击区演出。每次都要在游击小分队的掩护下，严密封锁消息，隐蔽地进入事先选好的村子，方能进行演出。演出结束，立即转移。被敌发觉遭敌袭击的情况也常常出现。刘昭平在遭敌袭击的情况下，总是英勇地参加战斗，掩护其他同志安全撤退。1942年春，日寇对晋西北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一次，敌人集中了十一路兵力，夜间包围了驻在兴县界河口附近孙家庄的三五八旅直属队，“战火剧社”也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当时我军主力已经撤离，留下的兵力只有一个营，情况十分危急。直属队领导决定立即突围。在突围中，昭平勇敢机智，带领两个小演员，利用地形，找敌人的薄弱地带，隐萨起来，寻机突出了重围。
为了更好地发挥文艺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昭平在“战火剧社”尽管工作很忙，还是抽时间写了不少散文、小说、诗歌，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如他以发生在许昌的真人真事为素材写的报告文学《月黑杀人夜》，登载在《战火报》第一版上，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特务杀害进步青年的罪行，读起来很感人。如他写的长诗《忆开封》，记述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古城开封，在民族危亡之秋，达官贵人纸醉金迷，劳动人民垂死挣扎的情景，刘昭平在诗中沉痛悲愤地写遭：
夜幕罩上
这古老的华市，
你应该把她比作
一个玩世不恭的少女！
……
一辆辆汽车驶过，
卷起一阵黄风，
潘阳湖上，
又传来可怜的歌声！
……
这里劳力最便宜，
黄包车夫最“慷慨”，
一角钱就拉你十里地。
……
当时，读过《忆开封》这首长诗的人，都说是旧开封城的真实写照。
昭平还写过一篇题为《尤主任同志》的小说，这是他根据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典型为素材写成的。写的是一位领导干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给革命工作带来很大危害的事。小说一发表，读者拍手叫好，但却遭到个别人的指责，并对他进行“批判”。刘昭平对这一事件有他自己的见解，他说：“我们党内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问题，就像太阳中的小黑点一样，丝毫不能影响太阳的光辉。只有经常发现和及时清除它，我们的党才能够更纯洁，更富有战斗力，更伟大”。这充分表现了他热爱党的一片赤子之心。
1942年春，根据战争和工作需要，三五八旅解散了“战火剧社”，成立了八一中学，把剧社里文化低的小演员和各单位精简下来文化低的小战士，组织起来学文化。刘昭平被分配到八一中学任语文、历史教师。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在八一中学将近1年的时间，他教课认真负责，勤勤恳恳。教语文，讲写作，讲历史，他都很拿手，讲得生动活泼，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和敬重。
1942年春，部队驻山西兴县时，昭平接到一封家信，信中说：“祖父80寿辰，很想念你。还惦念你成家了没有，让写信催你成家。”这封信可使刘昭平犯了难。他千思百虑，在回信中说他已经与一位叫何静的姑娘定婚，很快就要结婚了，等生了孩子，把照片一并寄回，请祖父和全家放心！现在才明白，刘昭平所说的“何静”姑娘？只是为安慰家人的编造。
昭平一生未曾结过婚。在中学时代和抗大学习期间，凭他那欣长的身材，潇洒的风度，既豪放又内向的性格，特别是他那横溢而又出众的才华，真挚而又纯洁的心灵，确实博得过一些姑娘的爱慕。但当时他脑子里只有读书和创作，对个人的事情根本没有考虑。以后，他随部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在那血与火的日子里，更无法考虑恋爱问题了。按他的说法：“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要家干什么？”
战斗的记者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阶段，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有些部队甚至没有粮吃，没有衣穿，不得不以树皮、野草充饥。为了克服困难，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中共中央在根据地开展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3年初夏，三五八旅奉调由晋绥返回陕甘宁，担负保卫延安的重任。驻地先后在葭县、富县。刘昭平在这里参加了整风和审干。由于康生执行极左路线，运动初期刘昭平一度遭受诬陷，运动后期宣布平反。但他对党忠贞不渝，积极投入了大生产运动。
刘昭平原是个挥笔弄墨的书生，竟要开荒种地，纺纱捻线。但他响应党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克服一切困难，艰苦磨炼，刻苦学习，终于学会了开荒种地、纺纱捻线，又一次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他在自我总结时说：“我参加革命队伍之前是个书呆子，参加革命后成了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革命战士，现在又成了一手拿锄头一手摇纺车的劳动者。革命队伍真是锻炼人的大熔炉！”
1943年秋，他随军驻富县王家角，这里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保卫延安哨。当时，刘昭平是三五八旅政治部宣传干事，主编三五八旅《战火报》，后又兼任一二〇师《战斗报》特派记者。
刘昭平主编的三五八旅《战火报》，是一张用蜡纸刻印的两版油印小报。昭平既是编辑，又是记者，有时还帮助刻蜡版、印刷、发行等。
昭平身体本来不太好，患有严重的胃病，常常带病编报到深夜。战友们劝他早点休息，他总是习惯地用手掠一下那一绺偏罩在额前的长发，笑笑说：“没关系，我感觉良好！”
他主办《战火报》，很重视部队的通讯工作。他认为搞好通讯工作是办好报纸的基础。他经常到团、营、连队抓通讯工作。他对每件来稿都细心修改，发现好的作品，则如获珍宝，欢欣不已。对退稿也很耐心，有时拿着稿子直接跑到连队给作者交换意见，培养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他在领导的支持下依靠群众，把《战火报》办成了指战员们喜闻乐见的报纸，成了指战员的知心人、好朋友。现在军事档案部门还珍存着《战火报》合订本四卷，今日翻阅，虽然是几十年前的油印小报，仍然使人受到极大鼓舞和教育。
昭平兼任一二○师《战斗报》特派记者，为《战斗报》撰写了许多高质量的报道。现在，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资料室珍存的几大卷《战斗报》合订本里，保留着昭平的许多遗作。1984年6月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通讯》第6期刊载了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原《战斗报》社长方唯同志撰写的题为《编辑、记者、战士一一回忆<战斗报>的战斗生活》的文章，该文记述了刘昭平在战争环境中深入部队采访，与指战员并肩作战，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事迹。
昭平虽然身为部队记者，每次作战都冒着危险到前线采访，和指战员一块英勇战斗，出色完成采访任务。1945年8月，胡宗南匪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在爷台山（在陕西甸邑）狙击战中，昭平带上手枪，背上采访挎包，深入到前沿阵地进行采访。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硬仗，对手是蒋介石的美式装备的王牌军队。他一边英勇地参加战斗，一边进行战地采访。指战员们都称赞他是好记者、好战士、好干部。
由于刘昭平不怕牺牲，深入前线实地采访，写出了许多好新闻，解放区不少重要报刊登载过昭平同志的作品。他写的报告文学《我要向你看齐》，登载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当时党中央机关报）。
他任宣传干事，负责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为了做好工作，他经常到基层去，各团、营、连驻地，都有他的足迹，和指战员们融成一体，息息相通。由于他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群众，能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使宣传教育收到很好的效果。他对宣传队（文工团）的工作很负责。一次，他带病为宣传队赶写一个剧本，一连三四夜都很少睡觉，谁见了都说他象经历了一场大病。但当赶写出的剧本在宣传中发挥了作用时，他感到心里非常高兴，说是自己尽到了应尽的责任。
血洒大同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昭平随三五八旅离开陕西富县，从柳林渡黄河东进，到晋绥边区，驻卓资山（在呼和浩特市东，原属绥远省）。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全线进攻。1946年7月下旬，昭平又随三五八旅南进，开赴山西大同前线。当时，大同守敌是阎锡山的主力，还有一部分阎锡山收编的日本人。他们龟缩在大同城内，坚守待援。我军将大同团团围困，夜里攻城，白天撤下来休息。
8月18日晚，昭平和往常参加作战一样，插上了手枪，背上装着钢笔、采访本的皮挎包，带上那架用四两黄金换来的进口照相机，和指战员们一起出发了。指战员们不让他到前沿阵地去，他风趣地说：“我是《战火报》记者，怎能不到‘战火’中去？我又是《战斗报》记者，怎能不参加‘战斗’？真实生动的报道材料在前沿，我不上火线怎么行？”于是，他和战士们并肩前进，边记材料、边拍照片。我军向敌人盘踞的坚固堡垒大同发动了猛攻，很快攻进了大同城北关，逼近了天主堂，战果在不断扩大。
8月19日黎明前，我军击毁了一辆敌军坦克。在当时我军缺少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这是个很大的胜利。把这个镜头拍下来，尽快发表，一是可以有力地揭露蒋介石破坏和平的真相，二是可以大大鼓舞我军的士气。正当刘昭平把相机对准坦克残骸，按下相机快门的时候，敌人射来了罪恶的子弹，昭平躺在血泊里，鲜血滴在相机上，滴在挎包上，染红了挎包里的采访日记和尚未发出的稿件。他留下的最后一件作品，就是一幅拍着敌军坦克残骸的照片。
天蒙蒙亮，攻城的部队从阵地上撤下来。战士们发现刘昭平中弹倒下了，悲愤万分，高喊道：“我们一定要把他抢救下来！”很快，几个战士组成敢死队，在我军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到前沿阵地，把昭平抬了下来。这时，昭平已经奄奄一息，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不行了，我衣袋里所有的钱是我最后一次的党费……”话还没有说完，就与世长辞了。
刘昭平牺牲时，离28周岁的生日还差两个月零十天。他没有能够看到革命在全国胜利，没有能够看到今天的一切！师部负责掩埋阵亡同志的支前队的同志们上来了，其中有几位和昭平在“战火剧社”同事的战友，一听到昭平牺牲的噩耗，急忙跑上前去辨认，当他们看到昭平血肉模糊的身躯时，个个泣不成声。他们挑选了最好的棺木，最好的衣被，把昭平埋葬在大同市西北10余里，南洋河西岸的云坡山下，在墓前立起“刘昭平烈士之墓”的木牌。大家站在墓前，脱下军帽，俯首致哀，呼唤着他的名字，不禁放声痛哭。青山巍巍埋忠骨，绿水悠悠慰英魂，刘昭平同志就长眠在这解放了的青山绿水之间。
刘昭平牺牲后，三五八旅《战火报》、一二〇师《战斗报》、晋绥边区《晋绥日报》和其他一些报纸都发表了消息，新华社也发了电，有的报纸还发表了悼念文章和他的遗作。《战斗报》编辑邹霄朗在题为《牺牲在战斗里的记者一一忆战友刘昭平》一文里写道：“想象你临牺牲前的英姿，真不愧为战斗记者呀！你带着笔，也带着枪，枪和笔联结在一起！”
刘昭平牺牲了，牺牲在风华正茂大有作为的28岁年华。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出众的才华，他团结同志，光明磊落的品质，任劳任怨不怕困难的作风，为革命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作者单位：许昌县教育系统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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