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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干青

时间:2019-10-18  来源:  作者:沈世昌

刻苦学习  探求革命真理
徐干青,又名徐宪邦、化名澎涛,1896年出生于许昌县碾徐村。父亲徐万荣,种田为业。徐干青在弟兄5人中,排行老四。他8岁入私塾,16岁入许昌县立师范(初师),18岁入河南省立第二师范(即淮阳师范)。这期间,徐干青专注于功课,至于社会的变革,国家的前途,则甚少考虑。他对历史饶有兴趣,常阅读《史记》、《汉书》、《纲鉴》、《通鉴》等书。毕业考入国立山西大学预科就读,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
北京大学是我国著名的学府,著名学者、专家云集,鲁迅、陈独秀、马叙伦、李大钊等当时的名家都曾执教于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哲学系主任,徐干青直接受到他的教诲。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北大提倡民主科学、倡导学术民主的空气非常浓厚。这使徐干青对社会的变革有了新的认识,受到革命的启迪。他如饥似渴地研读《新青年》、《向导》、《新潮》、《语系》、《猛进》、《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勇于追求进步,受到李大钊的赞扬。这期间,他结识了彭雪枫、路水鉴、路友予、张凤越、张宇瑞、李文彬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同学。在他们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热情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崇奉李大钊说的“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的名言,有强烈的正义感。他拥护中国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痛恨军阀割据混战。
1927年7月,徐干青北大毕业回到开封,时值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开封国民党省、市党部对北平回豫的大学生中的国民党员视为“左倾分子”,规定必须重新登记和考试。中法大学学生陶景亮(后加入军统)在徐干青名旁注“左倾分予”。徐干青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断然拒绝登记,从此脱离国民党。
同年8月,徐干青应洛阳八中晁松亭校长的邀请任教务主任。他协助校长,辛勤工作,多方擘画,使学校在兵灾之年得以开学,受到师生好评。当时,洛阳专员王玉堂指名逮捕教师齐燕铭、张宇瑞(二人均系共产党员),他和校长秘密将齐、张放走,脱离危险。
1929年8月,徐干青任开封高中训育主任兼教国文课。他与石静涛(石恩波,共产党员)、杜孟谟(共产党员)、李文彬(共产党员)、马子任、武狄生等北大校友效法北大办学方针,把开封高中办得有声有色。他性格直爽刚毅、爱憎分明、富有正义感。那时一些激进学生张贴标语,强烈反对国民党省党部委员陈俊峰、李敬斋。次年冬,国民党省党部到开封高中搜捕共产党员马守宪等4人,扬言要在校门口砍头示众,徐干青对国民党省党部迫害进步学生的行为非常痛恨,不顾个人安危冒死营救,使马守宪等免遭杀害。
不久,河南省政府派省党部委员宋英俦任校长,开封高中学生罢课反对,他始终站在学生一边,进而应聘到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导主任。
1932年7月,国民党省政府将宋英俦免职,王芸青复任开封高中校长。徐干青自济南返回任开封高中图书馆任主任兼伦理课教师。这时,徐干青选购许多书籍,其中大量是进步书刊。他读了胡适之的《苏俄视察记》,对苏联更为景仰。当时日军侵逼华北,学生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异常义愤。徐干青与杜孟谟、石静涛、马子任等进步教师,领导学生组织成立“社会科学读书会”,传播革命理论和抗日救亡思想,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展进步势力,和国民党右派势力作斗争。后来读书会为国民党所不容,在徐干青等人指点下,由明转暗,化整为零,继续开展活动。
 
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引导学生走向革命
 
1935年12月,在北平爆发的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震撼全国,开封学生群起响应,罢课请愿。开封高中师生员工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北平学联、全国各地学校、各报馆通电声援。学校不准学生外出游行。徐干青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他和马子任指导学生从后门冲出,和河南大学、开封女中等开封各校学生汇合组织游行,直向火车站进发,并组织卧轨斗争,要求赴南京请愿。
徐干青与石静涛冒着严冬的风雪,随游行队伍前进,在火车站餐风露宿,吃干粮、饮冷水、宿帐篷,与学生同甘共苦,指导学生卧轨斗争4昼夜。火车站内外热爱祖国的学生和支援爱国斗争的民众和小学生,密集得水泄不通,火车不能通行。当时反动省政府以选代表赴京请愿为幌子,欺骗学生回校复课,旋即采用镇压手段,逮捕开高学生代表刘宗和、武志远(共产党员)等。徐干青等设法多方营救。刘宗和获释后,被学校开除,徐干青介绍刘宗和转入私立学校就读。武志远被逮捕后,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才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徐干青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与爱国学生生死与共,受到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危急,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河南当局,决定选派军训政治教官,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和军事训练。徐干青毅然走出“书斋”,以许昌县“社会军事训练总政治教官”的身份,于1937年10月,带领曲竞济、吴续成、张延岭、王子英、张盾等72名开封高中及其他中学学生来许昌县农村从事社会军训,一个联保分配一个学生作政治教官。徐干青住在许昌城内南大街魏胡同。这批学生,不穿军装,深入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深得农民的信任和欢迎,学生们也在实际斗争中受到锻炼。
军训结束后,72名学生到何处去?这时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范文澜等领导的“河南大学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已在开封办过第一期抗敌工作训练班,徐干青当即致函故交嵇文甫并邀范文澜、张世亮、马致远(即刘子厚,中共河南省委派到团内的党代表,解放后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率团来许昌办第二期抗敌训练班。1937年12月下旬,“战教团”到达许昌,范文澜住在徐干青家中,嵇文甫住在邻家李志茂院内。张世亮、马致远以及总队长兼党总支书记冯纪新随“战教团”成员驻城关小学。学员除开封来许的72名军训教官外,在许昌又招收青年100多人。学习内容与任课教师是:马致远主讲《游击战争》,范文澜主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弱小民族解放运动史》,张世亮主讲《大众哲学》及《辩证唯物主义》,张宇瑞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徐干青不辞劳累为“战教团”作好后勤服务工作,并组织学员讨论学习。训练班仿效陕北公学、陕北抗大的模式进行活动。学员睡地铺,啃咸菜,吃窝窝头,冒着刺骨的寒风,冷水浴脸,起早操练。训练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的革命歌声响彻云霄。抗日救亡的政治空气非常浓厚,有力地推动了许昌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月中旬训练班结业,范文澜、刘子厚等离开许昌转移舞阳。许昌青年少数随往,多数由徐干青介绍入伍。学员王林堂(抗日牺牲)、王石青等经徐干青介绍参加了新四军。军训教官曲竞济、吴续成、张延岭、张盾等人,在徐干青家精简行装,经徐干青介绍给东北五十三军(公开番号)驻许昌留守处负责人李泽民(地下党员)领导的东北游击纵队东北干部队。后转延安“抗大”第四期学习。结业后,奔赴抗日前线。
 
实现入党宿愿精心培养革命力量
1938年2月,徐干青顶着寒风,亲赴确山县竹沟会晤彭雪枫、刘子厚、王国华等中共河南省委的人员。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经彭雪枫、刘子厚介绍,申请中央组织部批准,化名澎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属中共河南省委领导。
加入共产党后,徐干青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以教员为职业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和工作条件,利用个人关系,介绍刘子厚赴沁阳会晤晁松亭(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豫中地委书记张维桢(曾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秘密到徐干青家面谈,研究在许昌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他依照党组织的意见,安排戴子侠(党员,豫中地委派来许昌)和田雨三(党员,陕北公学归来)到许昌灞陵中学任教,王柱(王津臣,1938年许昌县工委书记)到许昌女子师范、城关小学任教,以掩护他们在许昌从事党的工作。同时介绍张勇智、徐振鹏、何保善、王征瑞等到新四军教导队学习。
1939年,党组织调他去延安“抗大”任教,途中受阻,乃执教黎明中学(学校由开封迁来荥阳)兼任教导主任。他在课堂上讲《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课余时间,引导学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在他的影响下,高中部学生张增淮(宋诤)、杨育智(何燕凌)、汤家驹、王静娟、涨维宗(康涛)等人,秘密组织《诲燕之群》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出墙报《火星》,宣传进步思想。不久,徐干青因开封高中的多次聘请,考虑到开封高中的学生基础和开封高中在河南的影响,决定重返开封高中。行前,推荐共产党员王子良继任黎明中学教导主任。
1940年2月,徐干青到内乡县夏馆镇开封高中第三次任教。当时,开封高中有一个“社会科学读书会”,是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此外,学生中还有《研究与批判》、《群众生活》、《默心周刊》等学术团体。徐干青和杜孟谟等,因势利导,将进步的学术团体联合起来,以社会科学读书会为核心组织成立“社会科学读书社”。读书社是党的外围组织,宗旨是学习革命理论,宣传党的主张,团结进步力量,壮大革命队伍。徐干青、石静涛,杜孟谟等是该社聘请的导师。他们对该读书社关心爱护,具体指导,使该读书社健康成长。北京市人民政协秘书长叶项中当时在开封高中读书,曾任读书社社长。他回忆说:“开封高中社会科学读书社,徐干青任主任导师,杜孟谟、石静涛、晁松亭、马子任、毛建予任导师。读书社的社员在导师辅导下,除阅读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外,还研读《资本论》、《反杜林论》、,《哥达纲瓴批判》、《大众哲学》等马列主义著作。社员热爱生活,都为革命而读书。徐老师经常深入读书社,勤勤恳恳地给予辅导。读书社中有党员,但我们之间没有组织上的关系。徐老师相信我,经常把学校的敌特情况告知我。后来社员发展到150多人,经常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国民党省党部极端仇视读书社,声言要大逮捕。我们事前已有警惕,有计划地转移湖北省大洪山游击区。开封高中社会科学读书社断断续续存在达5年之久,为培养革命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后,开封高中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日益激烈尖锐。一方是徐干青、杜孟谟、石静涛、马子任等左派教师,社会科学读书社为核心的左派学生和富有正义感的广大师生,一方是以教导主任李子平组织的复兴社为核心和听他们指使的少数右派学生。进步师生和右派势力的斗争相当激烈,以致发展到左派学生被殴打,学校停课。1941年夏,党组织派人来到夏馆,传达“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徐干青考虑到他在开封高中已半公开化,决定离开。
 
灞陵中学两次被捕为革命忠贞不渝
 
1942年春,徐干青应聘任许昌灞陵中学教导主任。灞陵中学原为我地下党1933年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学校办得颇有成效。“一二·九”运动后,引起国民党许昌县党部的注意和仇视。地下党员教师郭洁民(又名郭晓林)、王定南、路岩岭、董汝勤、贺仲莲,学生党员栗在山(一二·九学运首领)、吴剑等相继转移。抗日战争后,学校由当地绅商开办。1942年,在初中的基础上开办高中部,但师资缺乏,校董会的朱又廉、贺升平等多次派人到夏馆邀请徐干青返回灞陵中学执教,服务桑梓。
徐干青应聘时,提出4个条件:(一)不担任校长,不干预校内事务;(二)任教导主任,主持校务,对校长和校董会负责;(三)从其它学校聘任的教师到灞陵中学任教,工资待遇不低于原有水平;(四)保证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些条件,校董会一一承诺。1942年春,徐干青以与教导主任李子平性格不合,难以共事为由,向校长王芸青辞职。在叶县完成招考新生任务后,即携家眷回许昌灞陵中学任教。
1942年4月,徐干青在灞陵中学被捕。原因是许昌抗敌训练班学员马鸿儒叛变自首,供出了许昌地下党党小组名单。地下党员丁光裕、颜世庚、张凌霞同时被捕。徐干青党的关系因直属中共河南省委单线联系,身份始终未露,虽被疑为共产党员,因无任何证据。后经灞陵中学校董会和全校师生具保释放。
徐干青回校后,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怀疑,决定不转移他去,而是镇定自若,辛勤治学,继续秘密工作。这时,开封高中教导主任李子平策动复兴社分子,对社会科学读书社和进步师生挑起武斗事件。李子平利用职权,对进步师生进行种种迫害,有的被开除,有的被勒令退学、休学。许多进步师生愤然离校。为了使进步师生能继续教学读书,徐干青在其他进步师生的支持下,毅然决定,由灞陵中学接纳这批师生。当时来校的教师有:石静涛、孙文谟、马麟伯、潘孟博、田雨三等。为此,学校特设高中二年级班,接纳转来的高二班学生如陈应、吴永昌、徐振铎等。从南阳慕名来的罗鸿运、李跃乾等也安排高二班内就读。开封高中三年级学生,联系安排在其他省立高中学校。这样以来,灞陵中学的名声大震,学校呈现一派兴旺景象。
徐干青在灞陵中学主持校务,基本上按开封高中模式办学,倡导“学术民主,独立思考”。教学秩序良好,学生奋发读书,教师勤恳治学。灞陵中学的良好校风,为许昌各界所赞颂。灞陵中学经济不富裕,学校图书不多,特别是社会科学书籍更少。一有新书报刊,学生互相传阅,其中有《新华日报》,还有高尔基、托尔斯泰、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使学生不断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倾向革命,思想活跃。他们联系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目睹河南水、旱、蝗、汤(汤恩伯)四大灾害,以班级名义办墙报,利用短文、诗歌、杂文等形式,对国民党当局横征暴敛、压迫人民、压制民主、迫害进步势力的反动行径进行揭露。徐干青对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及其活动,不理睬,不合作,敷衍应付。国民党当局规定.高中学生实行军训,教官由师管区派,而这些教官,多系特务。有一次,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张玉书声言来校视察、演讲,这对发展进步势力是很大威胁。徐干青经与校董会商量,以功课重、时间紧、教学秩序不能打乱为由,婉言拒绝。
1943年元旦,国民党特务贺连璧控制的“伏牛山工作团”在豫两实行大逮捕。开封高中10多人被捕。因开封高中的牵连,徐干青于5月1日清晨,被许昌警备司令部派人逮捕。他们蛮横无理搜查徐干青的办公室和家,衣服箱子翻得乱七八糟,没发现任何“犯法”之物。随后徐干青被关押在叶县汤恩伯豫西警备司令部。校董会一面邀请许昌党政民各界人士联名具保,到叶县设法营救。
在豫西警备司令部,徐干青面对敌军法官的多次审讯,拒不承认是共产党员,申辩自己一贯教书,信奉三民主义,并借机讲解三民主义及其哲学基础,敌军法官手中无任何证据,不敢下毒手。与此同时,外面从各方面积极营救。叶县开封高中校友会也出面活动。贺升平亲自到叶县探望。灞陵中学教师潘孟博的父亲潘连峰时任叶县党政军联合联事处秘书长,积极从上层斡旋。北大同学、时任叶县边区学院院长的马非伯也配合营救。20多天后,徐干青终获释放,继续回灞陵中学任教。
1944年5月1日,许昌沦陷,学校无力西迁,师生疏散。徐干青携家眷暂回祖籍碾徐村。10月,徐干青携家眷到达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驻地内乡县赤眉镇立足未稳,日寇向豫西进犯,经朋友介纽到山区暂时隐身。1945年夏初,又携家眷返许昌家中暂住。
 
坚持斗争迎接开封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省级机关相继迁返开封。三青团河南省监委高基亭(原开高教师)途经许昌与徐干青见面,邀他到三青团工作。徐干青按照中央“五四”指示“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要求,于1945年10月到三青团省监委、搞审计账目,掩护革命工作。后来,有人注意到他,说:“徐干青咋钻到心脏里来了”。徐干青怕日后麻烦,不利工作,便以不胜任工作为由辞去。1945年后,开封高中迁回开封,他受河南省教育厅聘请,重返开封高中任教导主任。他利用各种机会,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团结、教育、争取工作。
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徐干青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处境十分困难,但他仍千方百计为党工作,争取团结教育界的进步力量与敌斗争。1947年7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军中原。晋冀鲁豫军区柴成文派人与之联系,交待工作任务,徐干青对组织上交待的工作,欣然接受,坚决执行。那时,敌人对他怀疑,监视。面对随时到来的迫害,他保持高度的警惕,沉着冷静、不动声色地隐蔽在老朋友沙瑞辰家,或到马襄文家玩牌以麻痹敌人。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徐干青为了继续隐蔽,压抑着胜利的喜悦,无所声张。他的工作和党员身份,从未向任何人暴露过。
开封第一次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旋即转移撤出。国民党党政机关进城后,胁迫开封大、中学校南迁。国民党河南省教育厅长找徐干青谈话,要他带头表态。徐干青这时是开封高中校长,他冷静地说:“眼下学生经济困难,教师生活无来源,要赶快发粮发钱救济,先把教师情绪安定下来。”又说:“这么多师生,一齐走不行,得有先有后,谁先谁后,可以商量。”总之,想办法敷衍敌人,尽可能地拖延时间,留住师生。并暗中串联教师和学生抵制南迁。经过他的艰苦工作,开封高中没有南迁,教师一个也没有走。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给他写恐吓信,还派特务伺机暗杀他。面临危险,他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没有恐惧之色,仍然投入迎接解放的工作。这个特务在他门口徘徊了几天,只是由于战争的变化,才未敢轻举妄动。
1948年10月,开封第二次解放。徐干青心情非常激动。吴芝圃亲自到徐干青家面晤。吴芝圃欣喜地说:形势发展很快,开封这次解放后,我们不走了,你也要公开身份,出来工作了。
不久,组织上任命徐干青担任开封市文教局局长兼开封高中校长。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南逃的破坏,开封市的文化教育工作百废待举。徐干青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他时而住学校,时而宿机关,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为稳定教育界,为巩固新的红色政权忘我工作。1949年春天,组织上调徐干青到中原大学高干研究组学习。他与许多久经战争锻炼的老党员一道刻苦钻研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政治理论水平显著提高。结业后,组织认为徐干青北京大学毕业,长期从事教育,决定调他到河南大学工作。安排职务时,领导找他谈话,征求意见。徐干青说:“过去提着脑袋干革命,现在解放啦,心情舒畅,无忧无虑,是专心致志工作的时候,什么职务不职务呀,由组织决定吧!”最后决定他任河南大学秘书室主任,后任教务处长兼河大机关党总支书记。徐干青到任后,深知河南大学经过国民党的破坏和迁徙,要迅速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任务非常艰巨。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与领导和同事交谈,研究学校的工作。有时候累得一躺下休息,就无力起床,但他仍坚持工作。熟知他的朋友说:“徐干青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宁肯使死牛,不让打住车,是极端认真负责的。”
徐干青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的待遇。当时党政机关人员实行的是供给制,生活比较艰苦,徐干青在教育界是薪金制,生活条件比较好,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同一般党政干部一样。他曾多次要求改薪金制为供给制,吴芝圃、张柏园等人,考虑到他身体又不好,又是有名的知识分子,多次劝阻。徐干青又表示“支援前线”,要求把工资降下来,直到领导上劝阻、偏低定予十三级时才罢休。他因病重,在家养病,学校派人给他家安装电话,他谢绝说:“不能给国家增加开支”。对该报销的药费,他以自己耽误了工作为由,宁愿自己负担,也不让国家报销。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是严格的。他常对子女说:“政治上比进步,生活上比艰苦,工作上比贡献。”他的子女都很争气,在各自岗位上以父亲的教诲鞭策自己,积极工作,奋发读书。
1957年10月19日,徐干青因治疗无效病逝。鉴于徐干青对革命事业的贡献,组织上决定,把他的遗骨安葬在河南省开封烈士陵园。
(作者单位:中共许昌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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