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谆 1914.11-2012.8 生于河南襄城
时值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河南人民的优秀儿女，被誉为“中国民间向日索赔第一人”的抗日英雄耿谆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8周年了，耿老的一生都是与中日关系这个宏大命题牵连在一起，他以个人的勇气、自尊和作为，彰显了一个普通中国人所能达到的人性高度。
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花冈暴动”的领导者、“花冈索赔案”的首席原告，耿老的三重身份使人震撼。
曾领导了被誉为中国人民在日本本土打响的唯一一次抗日战争的“花岗暴动”的耿谆，1914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南省襄城县北大街的一个书香门第，取名“谆”，字信庵，有学而不倦、忠勇诚实之意，可见父辈对他的期望。耿谆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1932年春，国民革命军第15军在襄城县征兵，面对日本入侵东北后国土沦丧的民族危机，青年耿谆觉毅然应征入伍，从文书干起，做到后勤参谋，先后参加了著名的忻口战役、中条山战役和洛阳保卫战。
1944年5月，侵华日军进攻河南重镇洛阳，时任第15军64师191团2营5连上尉连长的耿谆率部参加洛阳保卫战，奉命坚守洛阳西关的西下池。日军从龙门一带开始攻击西下池，五辆坦克狂轰碾压不止，面对数倍于守军且装备精良的敌人，耿谆在战场上与日寇殊死搏斗，由于我军没有平射炮，抗击敌人坦克的武器竟然只有集束手榴弹。西下池战役中，全连70余名官兵战死，耿谆膝盖、背部、足部身伤7处，腹部也被子弹炸烂，像小孩嘴一样张着，一颗炸弹把他炸晕过去。
等他醒来后，已在日军的俘虏营中。洛阳的战俘先被押送到石家庄，又转送到北京西苑战俘营，来自各地的战俘一批300人，被送到青岛上船，一批一批的往日本运。从1942年到1945年，大约有4.8万中国劳工被强掳到日本去，在日本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他们主要是在矿山，干重体力的劳动。因为当时日本的男人都到亚洲打仗去了，他们国内的劳动力紧缺，要把战争进行下去，就必须虏来更多的劳工为他们工作。
1944年7月28日，耿谆一行人被迫登上“信浓丸”号货船，上船以后，终于知道要被送到日本去，大家都知道是往地狱去，啥时候能回家呢？有的人就跳海了。敌人把甲板上的人统统往船舱底部里赶，那个时候天气正热，一些人在途中就死去了。一个星期后到达日本，他们是被押往日本的第22批中国劳工，这当中不全是战俘，一部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人抓去的无辜百姓。他们被分配在秋田县花冈中山寮战俘营，耿谆和近千名中国劳工一起，在这里做苦役。日本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批人中，一个叫耿谆的年轻中国军人会在日本本土发动一场震惊国际社会的花冈大暴动。
1944年8月初至1945年6月，耿谆同近千名中国战俘和平民作为日军的强掳劳工，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今大馆市）为一家名为鹿岛组的日本公司做苦役，长年累月不分寒暑地站在含毒的污水中挖铜矿石、改河道，受尽了折磨和屈辱。因他有文化，还当过连长，29岁的耿谆被日军指定为劳工大队队长。对“大队长”这个头衔，耿谆晚年回忆说，从感情上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日寇的任命。但从现实考虑，担任这个职务，起码可以照料一起来的同乡。谁知，他接下这个职务，此后一生都难以卸任。
在这里，千名劳工被日方残暴剥削。他们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动辄监工用烧红的烙铁伺候，那里8月就已经很冷了，整个冬季积雪都化不了。劳工们每人只有一件单军衣，脚上只穿双草鞋，很多人脚心脚背生满了冻疮，有的人脚趾头都冻掉了。为了抗寒，有人把用过的水泥袋和稻草袋裹在身上，但日方的监工只要看见了就是一顿毒打，不少人被打倒后就爬不起来，死了。吃的就更惨，每天两个馒头和一顿糊，馒头比日本人使用的茶杯还小，只能吃个半饱，中毒、饿死人的事经常发生，被折磨而死的劳工，几天就有一个，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看着同乡们的惨状，耿谆心如刀割，做为大队长他多次找日方交涉要求增加粮食和衣物，但难以如愿，每次他们都用棍子将他赶了出去。
花冈暴动最后爆发的导火索是，一个叫薛道同的劳工因为饿急了到花冈一韩国人家里要了一个馒头，日本人把他拉回来后，就用公牛的生殖器晒干做成的鞭子把他活活打死了，他们就是这样侮辱我们中国人。面对半年内两百余人死难的惨状，身为劳工大队长的耿谆抱着必死的决心挺身而出，对大家说“我们再也不能忍了！与其苟且偷生，不如大义赴死！发动暴动就得杀人，然后冲到海边去抢船，但是这样做九死一生，咱们可能都会丧命。”大家说我们宁愿跟你一起投海也要跟日本人拼！瞅准机会，耿谆和中队长们谋划了起义，试图逃出工地，乘船漂回中国。
经过周密的准备，1945年6月30日深夜，耿谆率领700余名中国劳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花冈暴动”。本来，耿谆等人计划的是6月27日起义，但当天值班的监工是“老人太君”石川忠助、“小孩太君”越后谷义勇，这二人心地较善良，在看守时对劳工们给予了力所能及的照应。耿谆他们不忍心加害于二人，才冒着生命危险将暴动日期推迟了三天。为了避免伤害日本无辜百姓，耿谆要求，“不许进民宅，日本老百姓无罪，不能伤害他们，尤其是不能伤害妇女和儿童，不能让人家说我们劳工是土匪。咱死，也要死个光荣!”。中国的劳工们，身为异国战俘，在个人生命朝夕不保时，仍然想到别人的滴水之恩，心中依然充满义气，还怜及异国无辜百姓，无愧于中国人的大勇大义，中国劳工的纪律严明和善良，照亮了那个黑暗年代的人性之光。
三天后，他们趁夜打死了四名日本监工和一名汉奸，逃出所在的集中营中山寮，因人生地疏，无奈之下，暴动队伍来到狮子森山，日本大批军警很快围山抓人，一星期后又都被他们抓了回去，暴动失败。“花冈暴动”震动了东京，震惊了世界。
这场被誉为“中国人民在日本本土打响的唯一一次抗日战争”的行动，遭到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当场有115名劳工惨遭毒打、凌辱和虐待致死，耿谆等12名暴动主要成员被捕入狱。由于日本政府和奴役劳工的企业鹿岛组的残酷迫害，先后共有418名劳工命丧日本，史称“花冈惨案”。1945年9月11日，耿谆做为起义策划者和领导人，被战后的日本秋田县法院判决死刑。然而情节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日本战败投降了，耿谆等人被盟军从监狱中救出，转而成了国际法庭上指证日军虐待战俘和劳工的证人，耿谆在横滨国际法庭愤怒地指控日本战犯。后远东横滨国际军事法庭认定，“花冈惨案”是日本违反国际公约迫害战俘和劳工的典型案例。他在日本还一度重新穿上军装，担任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的警卫。1945年11月，耿谆幸免于难回国，解放后回到了襄城老家务农。
在这场暴动的前前后后，共有418名中国劳工命丧日本，而这一事件的日本肇事者，战后也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有罪，当年的鹿岛组监工河野正敏等六名施暴者被判处了绞首刑，这是唯一一例被国际法庭判为战争犯罪的迫害中国劳工案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本土发生的唯一一次中国劳工集体暴动。花冈暴动是身陷敌国的中国劳工们为了争取生存和尊严，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发起的一次勇敢的行动，在亚洲是绝无仅有的，成为中国人反抗日军残暴的标杆。中日两国多家媒体都对耿谆进行过专访和报道，在中国和日本，都出版有耿谆的传记，耿谆和花冈劳工奋起暴动的英勇行为令世人敬佩，通过媒体的报道，影视作品《历史的见证》《花冈幸存者》的宣传，文学作品《在日本》的广泛传诵，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缩影。
多难跌宕的过往和多处重伤的身体，让耿老特别向往和平的生活，回国后就携妻儿一直生活在襄城县库庄乡灵树村，自食其力、默默无闻地过着极为普通的乡村生活。他不争功名、甘为清贫、与邻为善，村里人人都说“耿谆可是个大好人”。战后40年的隐居，已经让这个世界把他遗忘。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历史进入新阶段，耿老的人生也发生了新的转折。1985年，花冈事件40年，日本人举行了纪念中国遇难劳工仪式。远在中国河南乡野的七旬老人，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激动之余给日方有关团体写信，人们这才知道，花冈暴动大队长耿谆仍健在，这令纪念活动组织者惊喜。
当年的花冈町、现今的大馆市，其市长皇山健治郎给耿谆写信，“最使我高兴的是得知你身体健康。人类费了很长时间付出很大牺牲，才知道世界各国友好相处不再战有多么重要……”
1985年底，日本有关组织团体携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千山万水来到河南襄城县库庄灵树村，对当年领导起义的耿谆老人进行报道。人们这才知道，当年的事件并没有给日本居民带来影响，是因为老耿在事发时特别要求劳工“不许进入民宅，不能伤害普通日本民众，尤其不能伤害妇女儿童”。为了中国人的尊严，700多人的起义队伍从山下撤到山上，没有一人为了一时的温饱擅闯日本民宅，这与日本兵在中国的“三光政策”和烧杀奸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日本也有许多和平人士是“良心派”，耿谆和“花冈事件”也深深教育和感染了众多日本民众，几乎家喻户晓。他们自发地为中国劳工们立了一座五米高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还把花冈暴动日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每年举行中国遇难劳工的慰灵仪式和各种纪念活动。当地的日本人说：“花冈暴动是中国人的义举”，“这说明日本人民是分得清是非的。因为“花冈暴动”可以为两名友好的日本人冒险推迟。中国劳工累饿到那样的程度，即便是怀着必死的决心而暴动，对当地的日本居民依然秋毫无犯。中国人是以自己无可争议的品格征服了日本人民，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杀死几个恶贯满盈的日本人，就是义举！”耿谆老人这样回答日本记者对这一问题的提问。
花冈事件的真相令战后日本人吃惊，986名中国劳工、418名遇难者成了无人埋单的受难者。1987年6月，时隔42年的风雨岁月，耿谆又一次踏上了埋葬着他无数悲伤和愤怒的日本国土，应邀参加“花冈事件四十二周年慰灵祭”，许多花冈事件幸存者和遗属闻讯后，纷纷与耿谆取得联系。连续一周的纪念活动，耿谆始终没有发现当年虐待中国劳工的责任者鹿岛公司派人参加。鹿岛的无理和蛮横，激起了耿谆等劳工幸存者的愤怒，他们决定向鹿岛公司讨要说法。1987年12月，在日本友人团体的帮助下，耿谆开始就索赔问题，向当年的施工企业鹿岛组、现今的鹿岛建筑株式会社交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起，耿谆率领花冈暴动幸存者及遗属，七次远渡重洋到日本提出诉讼，要求鹿岛公司谢罪、赔偿和建立劳工纪念馆。花冈诉讼也是战后中国民间受害者对日诉讼索赔的第一起案例，以耿谆为首的花冈劳工和遗属展开历经10年的中国劳工第一起对日索赔行动。耿谆先后7次赴日，与加害方鹿岛建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大馆市、仙台市都有专门声援花冈劳工的市民组织，因此，耿谆对日本普通民众抱有好感，给予日本和平友好人士以真诚的感谢和祝福。耿谆老人说：“许多日本人士热烈拥护他们去索赔”。
1989年12月，耿谆联合在世的花冈劳工，向当年迫害中国劳工的鹿岛组（现日本鹿岛建筑株式会社）发出公开信，郑重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向“花冈惨案”罹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谢罪；二是分别在日本大馆市(当年的花冈町)和北京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花冈烈士纪念馆；三是向“花冈事件”受难者986人每人赔偿500万日元。
1991年6月，花冈事件纪念日时，耿谆受邀再赴日本参加悼念仪式。当年耿谆特意把暴动推迟三天，以保护比较友善的日本监工“小孩太君”，现在当年的“小孩太君”越后谷义勇来到现场，再次见到已经年迈的耿谆，忍不住失声痛哭，不仅鞠躬给他道歉，还为当年耿谆保护他的举动表达了感激之情，两人抱在一起，耿老为他亲手擦泪，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久久不愿放开。他们都给了对方生命，一个劳工和一个监工就这样站到一起，成为兄弟！
1994年11月10日，耿谆再赴日本，受到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的接见，当着记者的面，村山首相向耿谆深鞠一躬。
在鹿岛建筑株式会社拒不认罪的情况下，1995年6月28日，耿谆作为首席原告，与张全有和谢雷铭等其他11人为代表的原告团和以新美隆为首的16人原告律师团，把它告上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995年12月20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级裁判庭首次开庭审理这起50年前的案件，创下二战中国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的先河。
八十岁高龄的中国老兵耿谆，鹤发童颜站立于法庭，和四名原告一起控诉当年虐杀他们的日本军国企业，言辞凿凿、铁证如山，旁听席上座无虚席，现场一片掌声。
这一事件后来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在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后，耿谆等又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1998年5月，83岁老耿脑梗塞发作，日本律师团问老耿是否官司继续打，耿老坚定地说，“打下去”。耿老在庭审现场和几名原告一起举手声明：“官司如果是我们几个先打赢了，赔偿钱我们一分不拿。花冈惨案中，986名劳工只要有1人没拿到这笔钱，我们就永远不动它。”
从1998年7月开始，一共开了6次庭，到第7次以日方要求协商和解告一段落。最后，2000年11月29日，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的主持下，律师团与鹿岛企业达成和解：鹿岛企业在不承认法律责任的前提下，向有关红十字会信托5亿日元，作为花冈和平友好基金，并申明捐款不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得知实情后，耿谆气得昏迷了三天，2003年3月14日，耿谆发表《严正声明》，认为诉讼目的没有实现，“和解条款”不能接受，谴责和抗议鹿岛公司拒不认罪，拒绝领取“捐出金”。耿老拒不接受这份和解，更不领取自己的补偿款，称律师团违背了自己的本义，“鹿岛建设必须承认历史罪责”“不行就打到国际法庭。”
直至今日国内史学界、法律界对花冈和解产生的方式、内容等诸多争议仍然没有平息。尽管如此，花冈劳工毕竟还是通过斗争取得了部分的胜利，耿谆更是作为中国民间战争索赔诉讼第一人为世人所铭记。如今，《花冈和解条款》的主要内容已经生效十七年了，986劳工也仅仅找到500多名，可见查找劳工下落并非易事。
耿老一生刚直不阿，对于原则的问题决不屈从，尊严永远比金钱更重要，作为一个抗战老兵，耿谆以他自己的身体力行为中国人的民间索赔做出了典范。此次跨国官司前无案例可循，过程曲折复杂，耿老以病老之躯向日方坚持索赔，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场索赔，更是一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一场对历史是非认识的较量。
被媒体广泛报道，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斗争时间最长的就是享年98岁的著名抗日英雄耿谆老人。耿谆在抗日战场上与日寇殊死战斗英勇杀敌，他还在日本率七百多劳工举行自杀式暴动，这是二战期间被侵略国民众在侵略国进行的唯一的一次暴动，随后他在日本国际法庭愤怒指控日本战犯，时隔五十年后他再次走上日本法庭索赔。耿谆的一生是峥嵘坎坷的一生，是对日斗争的勇士和活生生的教材，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历史老人。
晚年的耿老过着简朴的生活，对故乡始终充满赤子情怀。在担任省政协委员、襄城县政协副主席期间积极参政议政，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建言献策。耿老一生酷爱书法，是远近闻名的书法家，他的作品赠送过许多国际友人。
耿谆多次在赴日活动中表达希望中日友好的发言。2011年3月，日本发生里氏9级特大地震，耿老深感痛心，为表达他对日本灾区人民的关爱和祈福，耿老不顾重病，写下10幅书法作品在北京拍卖，筹集的款项通过中国慈善总会捐赠给日本灾民，向日本民众传递了一位中国老人的拳拳爱心。
耿老身上有一种特有的气质，一举手一投足都会让人自然地想起“旧式”或者“老派”中国人的样子，敦厚、慈祥、正气凛然，一把胡须，一身唐装，浑身散发着逼人的中华气度，自强不息，仁德宽厚。
2012年8月27日，强悍不屈的耿老在襄城家中安详地走完了98岁的一生……
民革许昌市委会在襄县烈士陵园祭拜民革前辈耿谆先生
耿老与世长辞后，亲属在收集骨灰时，发现了多块黄豆粒大小的物质，有5块可被磁铁吸住，这些就是遗留在老人体内的日军坦克炮弹弹片。耿老身上的弹片，是洛阳保卫战的真实见证，也因耿老的传奇一生而愈加珍贵，是难得的历史文物，这就是耿老留给后人的遗产。耿老亲属向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捐赠了遗留在老人体内的一枚弹片，完成了耿老生前的夙愿。
耿老生前遗愿，一是正视历史，追究日本侵华的罪恶，要求向包括“花冈暴动”罹难者遗属和幸存者在内的广大战争受害者真诚道歉并合理赔偿，二是做好中日友好交流，希望日本以史为鉴，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情。在耿谆看来，历史真相是历史和解的第一步，没有真相就不能谈和解，但追求历史真相的目的绝对不是简单的报复或复仇，而是让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不忘历史，以史为鉴，避免中日间的战争悲剧再度重演。
耿老“为文，儒雅潇洒，大笔如椽写沧桑；为武，征战沙场，九死一生显英雄；为义，捍卫尊严，暴动花冈铸丰碑；为德，虚怀若谷，浩然正气照千秋；为人，舍生忘死，精忠报国留青史。”耿谆的一生与国家命运、民族尊严牵连在一起，无论是保家卫国的战乱年代，还是安享晚年的和平年代，一身正气、爱憎分明，耿老的斗争精神和博爱精神将永远照耀人心风范长存。
【作者简介】王超，河南禹州人，生于1973年。许昌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工作，长期从事民革党史研究，姓氏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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