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1907—1982)，河南襄城人。1932年，杨英杰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4月，他随中央警卫队护卫周恩来前往西安谈判，在甘泉县劳山附近遭遇土匪袭击。他和战友们奋勇反击，拼死战斗，护卫周恩来安全撤回延安。之后，他和战友们多次完成护卫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中央首长往返西安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延安遭日军轰炸，党中央为加强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将杨英杰、张思德等人编入毛泽东警卫班，任毛泽东贴身警卫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保定、邯郸、郑州、许昌等地工作。1982年12月20日病逝，终年75岁。
杨英杰(1907—1982)，曾用名杨希坡、杨希贤，河南省襄城县颍阳镇张庄行政村杨庄自然村人，是襄城县较早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
杨英杰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是一名私塾先生，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里，靠其微薄的教书收入，是难以养家糊口的。1921年，为了躲避中原战乱和灾荒，14岁的杨英杰随父亲和姐姐逃荒至陕西，他一边给地主放牛羊、扛长工谋生，一边抽空儿跟父亲读书识字，明理求知，孜孜不倦，探索人生出路。他如此生活了7年。
在土地革命初期的1928年，21岁的杨英杰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队。因其有上私塾的文化底子，他供职于冯玉祥下属赵博生、董振堂的部队里担任文书。1932年初，赵博生、董振堂将军在被迫围剿红军时因不愿打内战而率部起义，杨英杰随部队加入红军。5月，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任军团司令部特务连四班战士，参加了红军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战斗。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跟随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四川毛尔盖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杨英杰在警卫营任警卫员。1936年冬，警卫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到达陕北，他被编入中央警卫营三连任文书，驻防在延安延水关河南口，担负党中央的外围警卫工作。1937年3月，中央调其所在原红五军团的警卫连到达延安城，杨英杰随部编入中央警卫团，驻防在城内西山下窑洞，直接担负起中央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同年4月，他随卫队警卫周恩来副主席前往西安谈判途中，在崂山遭遇土匪截击。杨英杰和战友们奋勇反击。战斗中，陈贤仁参谋长和3名警卫战士英勇牺牲。杨英杰与其他幸存战士机智顽强，拼死战斗，护卫周副主席安全撤回延安。在受到上级嘉奖的同时，杨英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杨英杰和战友们多次完成警卫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中央首长往返西安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杨英杰任中央警卫团文书。1938年，延安遭日军轰炸，党中央为加强毛泽东主席的警卫工作，杨英杰和张思德等人被编入毛主席警卫班，任毛主席的贴身警卫战士。在警卫毛主席迁至延安杨家岭后，他们亲手给毛主席挖窑洞，上山砍木料排桩加固。这样，他和张思德等人，在警卫班长谭春生、排长寇治中、连长王德龙、指导员董玉成等带领下，前后精心警卫毛主席多年。
1940年，经毛主席和他谈话，调他到兰家坪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第四期26班学员党支部委员。在此期间，他系统接受了著名学者、中央党校校长范文澜以及其他中央首长、学者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文化教育，全面提高了革命素质。1941年，他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延安抗大学习结业，党组织分配他到中央军委总后勤部财政处任政治指导员，和战友邱会作等人一道，在部长叶季壮、处长陈云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1942年，张思德同志因炭窑崩塌牺牲后的追悼会上，杨英杰亲耳聆听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追悼会后，杨英杰和其他战友一道，痛哭着亲手将张思德同志安葬在延安黄土坡上。1945年初，杨英杰被调至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任正团级军邮科长、交通科长和供应科长。
1946年解放战争打响后，杨英杰随部队开拔到山东。1947年任中共山东省济宁市委组织科长，同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宁市武装部长。1948年5月起，先后担任山东省阳谷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共临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党校总支书记(校长刘澜涛)，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管会高校和学生部门负责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杨英杰先后任中共河北省保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南下干部，邯郸地区土地改革工作队负责人，河南省农林厅人事科长，许昌县农会主席，许昌行政专署商业局办公室主任等职。
杨英杰从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工农红军，经受住了长征的严峻考验。他在以后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了红军时代的优良传统，对党忠诚，作战勇敢，工作积极，诚恳爽直，联系群众，艰苦朴素，从来不计个人恩怨得失。在全国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前夕，由于他坚持不与母亲在家乡为其包办、并接至他家的一位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姑娘结婚，断然不顾组织的劝告，执意与抗日战争末期相识的地主家庭出身、父亲为国民党军队官员、社会关系较为复杂的一名新四军某部文工团女战士结婚，因而在当时国内政治环境条件影响下，受到了党组织有关公允的开除党籍处分，对他个人的政治前途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作用，致使他的职务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升反降，越来越低，后来还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帽子，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或大或小地受到些冲击。即使是在这样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他的意志也没有消沉，至始至终仍对党充满信心。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决抵制和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中央拨乱反正。他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级党组织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他受到的“偏重组织处分”进行了甄别纠正，恢复了他的党籍，享受地市级待遇。他一直感谢党组织的培养、关心和爱护。晚年，他离休不失志，积极为党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即使在他积劳成疾、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也还不断地谆谆教导子女要听党的话，好好工作，按党的原则办事，不向组织伸手，临终前还留下了在他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丧事从简，不进烈士陵园，送回襄城县老家安葬”的遗言。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品质，无愧于老红军的光荣称号，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1982年12月20日，杨英杰这位老革命、老党员、老红军、老干部，因长期患高血压、心脏病医治无效，在许昌地区人民医院逝世，终年76岁。他去世后，中共许昌地委成立了以地委第一书记王青海任主任的治丧委员会，发布了悼念他和向他学习的讣告。12月22日上午9时，由治丧委员会全体成员和家属在许昌人民医院举行向其遗体告别仪式。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中共许昌地委、许昌行署、许昌军分区和中共襄城县委敬献了花圈。下午3时进行火化后由组织专派灵车送回家乡安葬。之后，《河南日报》刊登了他不幸去世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