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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精神

时间:2021-03-31  来源:  作者:

  【精神内涵】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

  (出自习近平同志2014年8月就川藏、青藏公路通车60周年作出的重要批示)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不畏艰难险阻的革命英雄主义,对理想事业的坚定与忠诚

顽强拼搏、甘当路石:

勇往直前、敢为人先的进取意识和担当精神,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高尚情怀

军民一家、民族团结:

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军民鱼水深情,藏汉一家、各族一家、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感人事迹】

三代养路人守护“天路”

  平均海拔6000多米的唐古拉山脉是由北入藏的一道天然屏障,突破屏障,拉萨就指日可待。

  4月已是春暖花开季节,记者在唐古拉山口却感觉重新回到了严冬。这里寒风凛冽,白雪皑皑,公路上结着一层薄冰,气候一如60年前一样恶劣,严重缺氧。

  1951年10月,解放军18军独立支队从青海和平进军西藏,翻越唐古拉山时遭遇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漫天的大雪和剧烈的高山反应。宿营地上,战士们搭的帐篷有的让风刮跑了,有的深埋进雪堆里。官兵们因缺氧头痛难受,天又冷,睡不着觉。想生火取暖,氧气少又烧不旺。部队行进时还遇到塌方,有几名战士被山上滚落的大石压住而牺牲。经过全力跋涉,部队终于越过了唐古拉山。

  当年解放军用生命和汗水铺就的道路,如今已经被从北往南纵贯雪域高原的“天路”青藏公路取代,其海拔52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口段无疑是天路上的“天路”。

  在这段40公里长的公路上,从上世纪50年代青藏公路建成初期,就驻守着一支养路队。如今,已经是第三代的养路工依然用汗水和生命保障着公路的畅通。

  被誉为“天下第一道班”的青藏公路第14工区,负责养护这段海拔高、气候恶劣的公路。第14工区是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36个工区中海拔最高的一个,记者见到工区长扎西次仁时,他正带领养路工用铁锹在路上铲冰。

  扎西次仁说,几乎每天都要上路铲冰,特别是弯急下坡路段,每天要去几次,总担心这些地方出事故。

  扎西次仁是第14工区的第三代养路工了,继奶奶、父亲之后,他1998年接过了天路养护接力棒。奶奶丹珠在青藏公路建成之时就在唐古拉山口做养护工,直到1980年退休。父亲扎囊上世纪60年代参加养路工作,1996年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在扎西次仁眼里,“天下第一道班”在青藏公路从事养护工作的60年,是变与不变的60年。

  “变化的是青藏公路的质量和养护条件。”扎西次仁说,家里三代养路人经历了青藏公路从简易砂石路到沥青混凝土路的变迁。以前的土路晴天满眼灰尘,雨雪天泥泞不堪,40公里长的距离要行驶好几个小时,现在速度快的汽车仅半个小时就能通过这段青藏公路海拔最高的地段。

  第14工区的养护条件在60年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丹珠那个年代,10个工人负责10公里路的养护,工人背着装满石头和沙子的背篓,随身携带镐头和铁锹在路上工作,没有固定的住所,常年居住在帐篷里,可谓是风餐露宿。扎囊的养路年代已经有了手扶拖拉机和架子车等工具,土木结构的道班房已经建成。到了扎西次仁的养路年代,现代化的养护工具已经广泛使用到了工作中,工人的劳动强度大为降低。

  60年来不变的是对这条公路的感情。扎西次仁说,家里几代人都在青藏公路上工作,看着公路修建并变化成现在的样子,对这条公路充满了感情,特别是父亲在30多年的工作中没有休假过一天,“我们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这条公路”。

  目前第14工区的15个养路工人中,有多人和扎西次仁一样是第三代养路工,其中还有夫妻工、兄弟工。由于常年生活和工作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每个工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高原病,包括心脏肥大、血色素高和关节炎等。女工次丹卓嘎说,天气一变,很多同事的关节就疼,只有吃止痛药和贴藏药来缓解,但“我们会干到干不动为止,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建设西藏 边疆为家

  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之际,作为一名在藏工作多年而今已退休的老干部,回忆起进藏和在藏工作的那一段经历,使我感慨万千,更使我欢欣鼓舞。兴奋之余,欣然提笔,写下了几件印象较深的往事。

  克艰排难,选址建站

  1960年,经组织选拔,我从山西省朔县气象系统调藏工作。当时妻子正值临产期,父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家中困难重重,但我很快就到太原集中报到。全省调藏人员到齐后,即乘火车去成都,然后转乘汽车经川藏路进藏。当时乘坐的是解放牌汽车,行李卷就是坐垫。途经四川雅安地区时,天天下雨,车上的人被淋得浑身湿透。本来由成都到昌都坐汽车需六七天时间,但由于山高路险,汽车每小时只能跑20公里,结果走了10多天才到达西藏昌都地区。

  1961年,组织安排我从昌都调拉萨。前往拉萨途经冰川地带时,恰逢夏季山顶上的冰湖融化,湖里的泥石流不定时地而且是阵发性地向山下的公路冲击下来。我在车上,眼看着汽车大的石头块伴随着泥石流在我们的前后倾泻而下,十分可怕。我们乘坐的汽车,就被夹在两股泥石流中间。如果汽车速度再快几分钟或再慢几分钟,则连汽车带人都会被泥石流冲走。等到泥石流停下来,汽车已无法开动。我们几个人只好背上行李卷一步一步蹚过冰川河,到前面,另搭汽车去拉萨。

  1964年,局领导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去聂拉木县新建气象站。气象仪器全部由拉萨运往聂拉木县,坐汽车需要行驶3天时间。然而,气象仪器特别是水银气压表在运输中要求非常严格,一路上需要两手垂直悬空抱着才行。尽管是两人轮换提抱,仍然十分吃力。到达县里后,临时借住在一间破旧的小房里。当时县里还没有招待所,需要自己动手做饭。因高原缺氧,又无高压锅,所以吃的米饭是夹生饭,煮的面条是面糊糊,蔬菜全是干萝卜片。生活虽然清苦,但大家工作热情很高,连续几天在县城周围穿行,勘察地形,选择符合气象观测场站的地理位置。站址选定之后,大家又齐动手,平整土地,修建围栏,安装百叶箱,栽立风向杆,计算各类仪器的海拔差值表格等,直到完全正常工作后,才返回到拉萨。

  开荒种地,自给自足

  1960年,全国正处于非常困难时期。单位组织大家开荒种地,弥补蔬菜和粮食的不足,并一直延续20多年。冬天,大家每天早早起床,用扁担挑上两只铁桶到大街小巷里拾大粪。每个冬季,每人都要完成100桶的拾粪任务。春、夏、秋的晚饭后,大伙都到菜地除草、浇水、施肥、间苗、移栽和后期收藏存储。虽说很辛苦,但大家边劳动边说笑,十分快乐!

  扎根边疆,长期建藏

  从1960年进藏工作到1983年调回山西,我连续在藏工作了23个年头。在这段时间里,对西藏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在一块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更是同甘共苦,亲密无间。他们的音容笑貌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调回山西后,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媳妇都留在了西藏工作。现在,他们又在西藏工作近30个年头了,而且他们的儿女也即将回到西藏报考公务员,成为西藏年轻的建设者,继续为西藏的繁荣富强添砖加瓦。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希望并祝愿所有热爱西藏的人都能为雪域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漫漫川藏线 不了民族情

  漫长的川藏线,以风景优美闻名国内外。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不仅是祖国西南各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而且还是一条“盛产”故事的民族团结线。千里川藏线上,各民族相亲相爱,亲如一家,许多年来,民族团结的故事至今依然为各族群众所传诵。这些故事飞越千山万水,感动着每一位过往的行人。

  日前,记者从拉萨出发,经八一、波密、八宿、洛隆等地抵达昌都,采访了多个公路管护工区和道班,听到了许多公路养护职工讲述的感人故事——

  色季拉山上的感谢信

  “人生最难忘的是无助和无奈,人生最应该做的是铭记与感恩。2010年7月9日,我晚上10点才来到色季拉山,天下着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又冷又饿,这时113道班的同志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单骑经历。”

  在八一公路段二工区,记者见到了河南焦作的田先生写的这封感谢信。

  田先生留下了电话,记者拨打过去。千里之外的田先生激动地讲述了他的那次单车遇险经历,他说:“好在有公路养护工人及时搭救,才避免了意外的发生。”田先生还记得给他煮方便面和鸡蛋的是几位藏族道班工人,还记得他们亲切、友善、温暖的笑容。田先生说,这次美好的回忆足够温暖他一辈子。

  在二工区,这样的感谢信还有很多很多。厚厚的记事本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用藏语、汉语写的感谢信,信后还附有手机号码和车牌号。过往司乘人员和游客中,有的是遭遇险情,有的是车辆抛锚,有的是发生公路灾害被迫滞留,他们无论来自哪里,无论什么民族,只要被困,只要有险情,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道班养护工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救助。

  张豪给了噶松老人第二次生命

  2001年10月8日,是八宿县吉达乡扎西则村嘎松老人永远难忘的一天。

  这天黄昏,噶松老人去河边挑水,因路面结冰打滑,不慎掉进了河里。老人仰面躺在水里时而下沉时而浮起,冰冷的河水使他感到刺骨地痛。短暂的挣扎和叫喊后,老人失去了知觉,他似乎看见了死神已经走近了。

  就在这时,一位武警战士奋不顾身地跳进水里,奋力将老人托起。老人得救了,被战士背起送回了家。

  这名战士就是来自湖南华容的武警交通第四支队的张豪。这天,执行了一天道路养护任务,张豪早已精疲力尽,收拾好工具在等战友一起下班。就在这时他隐约听到了老人绝望的求救声。张豪赶紧跑到河边,毫不犹豫跳进河里,用尽浑身力气,将老人安全救起。回到中队,张豪病倒了,因重感冒三天三夜没有吃任何东西。

  如今,张豪已是武警交通第四支队六中队的中队长了,该中队承担着然乌湖附近路段58公里的川藏线养护保通、抢险救援任务。“噶松老人现在成了我的忘年交,老人家身体还很健硕。”然乌湖边,接受记者采访时张豪说。

  汪英均和她的藏族亲人们

  张豪的故事英勇而崇高,而汪英均的故事则要显得琐碎温馨。平平淡淡才是真,柴米油盐的生活里,一点一滴见真情。

  见到汪英均,发现她是一位长相文静、瘦瘦小小的女性。汪英均来自四川绵阳,1991年参加工作,现为昌都地区交通运输局洛隆段第十道班的工人。第十道班现有10名工人,其中女性就有7人,而她是唯一的汉族工人。初来的时候,她还有些担心,可是顾虑很快就被打消了。在藏族班长税小芳的帮助下,她很快融入到集体,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藏语,还跟大家相处得其乐融融、亲如一家。

  有一次,她得了感冒浑身乏力,但还是坚持工作。税小芳看到后,心痛得很,便让她别干活,赶紧回家休息。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争相拿出自家带来的美味让同事们分享,亲如一家人。提起这些往事和生活工作细节,汪英均的眼眶湿润了。

  在众多同事眼里,要数老家在察隅的藏族同事白玉英与汪英均最为亲密。工作之余,汪英均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白玉英家串门,因此认识了白玉英的婆婆——桑阿拉姆老阿妈。

  老阿妈每每看到汪英均瘦弱的身子和被风吹日晒而皴裂的脸,不由得心疼起来,又是端酥油茶又是拿水果来招待她。所有的这些,汪英均看在眼里、暖在心里。而汪英均每次来看望老人,都特意给老人买上许多好吃的。

  扎西欧珠的“不近人情”

  2010年10月的某一天傍晚,洛隆、边坝两县交界处的八里拉山上,北风呼啸,冷澈透骨,一场大雪降临了。负责该路段的十四道班班长扎西欧珠正带着几名工人在清除路面积雪,突然,迎面传来一阵几乎绝望的求救声。循着声音,原来是一位汉族司机遇到了困难。

  扎西欧珠和几名道班工人的汉语并不好,没听懂那名司机的意思,但他知道肯定是有车辆发生了意外,被困了。他二话不说,放下手中的工具,便跟那名司机往前赶。原来,一辆油罐车在路上抛锚了。

  雪越下越大,天越来越冷,扎西欧珠把那名汉族司机接到了道班里,一边联系救援,一边给司机做饭。一小时后,当饭菜端到那名汉族司机面前的时候,他非常感动,便从怀里掏出1000元钱递给扎西欧珠。但扎西欧珠拒绝了:“抢险保通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你给钱是对我们工作的侮辱。”司机心里嘀咕:“这人怎么这般不近人情。”收回钱,这名司机一脸尴尬,大口扒着饭菜,眼里却泪光闪烁。

  扎西欧珠说,有许多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比如道班工人的品质和精神。在十四道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每一位职工随口都可以说出几件来。

  像扎西次仁、张豪、汪英均、扎西欧珠一样普通的道班工人、武警交通部队官兵,他们的故事在全区55856公里的公路养护线上还有很多很多,讲不完,道不尽。

  金婚夫妻的西藏往事

  银学善、幺同茹夫妇

  银学善、幺同茹夫妇住在北京西四环南路附近的一个干休所内,屋子在一楼。门口小花园的西边种了些花草、还有三盆辣椒;东边则摆放着几把藤制桌椅。小区里很安静,天气好时,他们就坐在院里聊天,偶尔有熟人经过,相互微笑着打个招呼,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恬静地流淌着。

  跟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幺同茹九十多岁的母亲,“我们这个老妈妈可不得了,年轻时为党做地下工作,中年时为了支持我们在西藏工作,一个人少吃没喝地帮我们拉扯几个孩子,是家里的头号功臣。”八十二岁的银学善竖着大拇指夸坐在一边的岳母。老太太抿了抿嘴说“那些年可不容易,都差点饿死喽。”

  后勤供应是进军西藏的重要保障

  1944年,十五岁的银学善在江苏睢宁参加新四军,成为十二旅的一名战士。成都战役结束后,十八军在泸州抽调进藏部队。聪慧、有作战经验的银学善也接到了进藏的命令。“1950年元旦刚过,就开始做进藏的准备了,但那时四川的土匪很多,我们这支队伍在川西花了半年多时间,边剿匪边前进,很是艰难。”

  为了体恤藏族老百姓的疾苦,毛主席对进藏部队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八字方针;因此,部队在行进途中以及到达西藏后的运输补给任务就成了重中之重。“我是做后勤工作的,如何把物资运进来,做好保障工作是个难题。”银学善说,“从内地到西藏道路崎岖,中间又有很多终年积雪的大山,仅靠动员当地老百姓组成的牦牛、骡马运输队驮运食品是远远不够的,一路上吃野草、树叶子、有野菜还是好的,到了甘孜一带,地老鼠比较多,也抓来吃。就这样也不行,西南军区决定修路,让物资先进来。”

  “不到一年的时间,甘孜就有了机场,可以空投一部分食品;但毕竟数量有限,大多数物资还是靠驮运队。修路也在热火朝天地继续。”除了铁锹、十字镐,他们再没有其他工具。修路修到哪里,就把菜种在哪里。长期缺营养,又在高原地区高强度地劳动,战士们的脸都发青、发紫,指甲盖都是白的。“就那样,我们都不叫苦,特别有激情。”1954年,路终于修到了拉萨。“从后方运物资进来,比以前要容易多了,为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刺痛人心的旧西藏

  就在川藏路修通的那年,银学善被派到北京后勤学院学习,通过同学介绍认识了比他小六岁的河北定州姑娘幺同茹。很快两人便确定了恋爱关系。“结婚后不久就有了第一个孩子。1957年,银学善从学校毕业,要带我回西藏。而我当时在六十九军所属的紫竹学校里当老师,一个农村孩子,好容易来到北京了,又要跟着去西藏,就有些不乐意。尤其是女儿才七个月,就要撇下她,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得跟着走啊。走到格尔木,我又反悔了,就想回来。”幺同茹用手指抹了抹眼角,“可一想他能在西藏干工作,我为什么不能,再说也放心不下他一个人,狠狠心就跟着去了。”

  一到拉萨,幺同茹就被眼前看到景象刺痛了。“富人倒垃圾的地方,穷人抢着从里面扒拉东西吃;外面那么冷没裤子、没鞋子穿,看到牦牛撅起屁股了,就赶紧把脚凑在下面,等着带热气的牛粪落在脚面上取暖,实在太可怜了。”

  随后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文教处工作时,有一年多时间幺同茹为展览负责收集历史资料与文物。而看到的越多,她心里就越感到难过。“女人乳房长得长了,会被割掉;生了三个女儿,说会闹灾,把5岁大的孩子直接放油锅里炸了;老百姓要交各种名目的税,母鸡下蛋、养公鸡都要交税;奴隶被扔在蝎子洞里,活活蜇死……现在说来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可这就是当时活生生的现实。”

  对老人孩子有了交待

  在拉萨时,幺同茹瘦到只有八十多斤。有同事打趣说,幺妹儿啊,你得抱块石头走,不然一阵大风就把你刮走了。“当时工资低,生活条件也不好,家里的老人、孩子也没人照顾,就那样我们也没有动摇过建设西藏的信念。”

  从进藏至1978年调回内地工作,二十多年间他们回内地休假的次数屈指可数。幺同茹说,“从57年开始,老妈妈一个人带着孩子四处投奔亲戚、朋友,直到65年部队在建国门附近给分了个小房子,几个人才算是有了安身之处。我们在文革前是三年回来一次,一次住三个月;文革期间一次都没回来过。回来了,孩子见到我喊大姐,见到他喊叔叔,特别生疏、别扭,心里跟刀子搅过一般。”

  站在门口的大儿子银亚忽然像个孩子似的,略微有些埋怨地说,“还说呢,以前每次回来都是对我们的一种折磨,刚培养起感情了,就又走了。每隔几年回来让我们难过一次。很羡慕人家的爸爸妈妈在身边,我们就是跟着姥姥过。我是最大的男孩子,就想好好保护她们几个,不让别人欺负。”

  坐在椅子上的银学善摇了摇手中的蒲扇,说,“调回内地已经三十多年了,再没回去过。但是通过看电视、看报纸、听广播,西藏所有的大事小情都知道,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跟西藏的感情这么深啊。是因为我二十多岁进去,快五十岁才出来,最好的时光都留在西藏了。从一个普通干部到军级干部,都是在为西藏这块土地干事情。所以人离开西藏了,心还没离开。”

  还记得七月份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参观“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成就展”时,幺同茹拉着藏族讲解员平措的手不停地流泪。她说,“看到这个成就展,看到藏族同胞过上了这么好的日子,藏族有这么好的孩子,我太激动了。”如今,提起这一幕,她的眼里仍然含满了泪水,“我觉得我们过去的苦没有白受,也算是对老人、孩子有了一个交待。”这一刻,他们夫妻对视,眼里满是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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