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正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广大青年学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义无反顾地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前列，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中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翻开许昌这一历史时期的长卷，我们看到一代代新青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为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不断觉醒，激烈抗争。
三所名校——培育进步知识分子觉醒的土壤
许昌受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环境影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昌有三所知名学校，不少地下党员藏身于学校，以教师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在学校中传播革命道理和进步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革命活动，引导进步青年加入党团组织，谱写出学生进步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爱国主旋律。
省立许昌十四中学：爱国学生运动的策源地。
十四中是一所革命思想传播较早的学校，一大批青年学生在这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许昌党史一卷》记载：“共产党员郭耀珊、谷子生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经常利用授课时间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灌输进步思想，指导学生自办进步刊物《旭光》，举办‘中国为什么会贫困’等主题讲演会，编排独幕剧《火星上的来客》，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多种教育形式的潜移默化，在一些进步学生心中萌发了革命的种子，也为党团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1926年11月，中共许昌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肜德忱派党员戴善同来到省立许昌十四中发展党团工作。曾经就读于省立许昌十四中学的李季安说：“省立许昌中学同窗好友王效堂、艾荣泉，藏书尤为丰富，他们给我介绍了许昌一些进步书刊。周子凡、赵鞠卿老师提倡读新书读革命书……有许多老同学在进步思想的启迪下，纷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
省立许昌十四中学创立于1912年，原名省立许昌中学，是废除科举制度后许昌地区最早的一所中等学校。1921年7月改为省立许昌十四中学，1927年改名为省立许昌第四中学，抗战爆发后又改名为省立许昌中学。学校位于许昌城内的考棚街(现文化街，市二中原址)，这里曾是太丘祠堂，太丘是东汉官员、学者陈寔的官职名称。《后汉书·陈寔传》中，由陈寔事迹引出的“梁上君子”“难兄难弟”等成语流传至今。抗战期间，学校西迁至舞阳、内乡，增设高中班，此后一直叫省立许昌中学。这也就是说，省立许昌十四中学、省立许昌第四中学、省立许昌中学均为同一所学校。
许昌简易师范学校：地下党员活动的重要地点。
同省立许昌十四中学齐名的学校还有许昌简易师范学校。这是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学生思想进步，在历次学生运动中总是冲在前面。许昌简易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学生党员，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很大贡献。孟长根撰写的《许昌教育述略》一文介绍，许昌简易师范创办于1929年，校址在城内清虚街北段的火神庙(现许昌市一中)，同年3月更名为许昌师范学校。该校首任校长为张自新，教务主任为贺天真，共收两班，89名学生，教员7人。1934年，学校接河南省教育厅通知，更名为许昌县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学制4年，共收3班100多名学生。1938年，其又将成立于1932年的许昌女子师范学校并入。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里是许昌地下党员组织活动的重要地点。
1933年，蒋介民(字清廉，许昌县小召乡前宋村人，1926年在北京朝阳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许昌师范学校校长，他先后邀请一大批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来校任教，以教书为掩护，暗中发展党员。据记载，周之焕、蒋介民等地下党员曾在这里组织进步学生参加读书会，传播新文化，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号召青年学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他们在许昌《新民日报》上开辟新文字和社会科学知识园地，提升广大青年的觉悟。经过许昌地下党组织的发动，许昌师范学校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他们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宣传组织群众开展爱国运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丑恶行径，在许昌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斗争，引导一批批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灞陵中学：中共许昌地下党秘密活动机关。
提到许昌学生运动，不得不提灞陵中学。这所学校由共产党员贺仲莲(贺建华)以父亲贺升平的名义创办。贺仲莲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1927年在北大加入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贺仲莲组织学生成立抗日义勇军，奔赴东北前线，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3年，他返回许昌创办灞陵中学。1935年，曾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党员王定南(王鼎南)回南阳老家路过许昌，在车站见到北京大学同学贺仲莲。王定南返回北京后立即向党组织汇报这一情况，北方局派王定南到灞陵中学恢复了党组织。1936年，北方局又派沈东平来到许昌，以党员比较集中、革命力量比较强、学生运动比较活跃的灞陵中学为基础，建立了许昌县地下党支部，沈东平任支部书记。6月，中共许昌中心县委成立，贺仲莲任书记。
灞陵中学原址在北平定街(现许昌市水利局家属院)，教师大多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如路岩岭、王定南、田雨三、郭洁民、戴志侠、陶履中、王鼎岭等。灞陵中学成立了科学研究会，经常举行座谈会、报告会。同时，学校还在学生中成立了读书会、新文字推行小组、世界语学习小组等进步组织。贺仲莲团结许昌各校进步师生深入工厂、农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增强广大人民群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灞陵中学作为中共许昌地下党秘密活动机关，为地下党员提供了有效保护。党员利用灞陵中学，加强与许昌各校地下党员的联系，并利用校方的便利条件购买进步刊物，向青年学生灌输爱国思想，进行革命教育，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命运，同时在青少年中秘密发展党员。
另外，这一历史时期，许昌还有石固南寨小学、育德中学、县立许昌女子师范学校、许昌女子小学、中山小学、第一小学、私立进德中学等学校，党的基础工作比较好，爱国学生关心国家命运，传播抗日救亡主张，唤醒了广大群众。
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紧跟中国共产党打破一个旧世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青年学生运动，对青年学生运动作出专门决议案，强调“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要求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开始从事于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极力参加国民运动”。大革命之前，许昌学生运动就有一定的思想基础。
萌芽：
爆发于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青年学生第一次以群体方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对当时社会舆论、民众心态、外交政策乃至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冲击和影响，因而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起点。“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成为五四青年最强烈的政治表达;“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成为五四精神的集中概括。五四运动被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在五四运动中，最先觉醒的是以大、中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1919年7月，北京学生代表团来到许昌，号召许昌各界团结起来，掀起抵制日货、维护国货的爱国运动。许昌的爱国青年和工人、市民群众于次日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城区查抄日货，向英美烟展开斗争，强烈抗议公司在许昌西关非法购地罪行。在五四运动高潮中，许昌的进步知识分子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和工人成为运动主体，并肩作战。这些青年既敏感又自信，经过五四运动的大洗礼，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主义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等进步书籍在许昌的学校教工、学生中的广泛传阅，一部分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笃定以俄为师，实现了自身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兴起：声援五卅运动，革命思想走向成熟。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一口号，激荡着广大青年踊跃投身革命洪流之中，并成为运动的生力军。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3000多人为反对外国资本家而上街演讲，遭到租界巡捕开枪镇压而酿成五卅惨案。这激起了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
全国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这一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轰然推动着全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开封大中学校罢课后，省立许昌十四中学联合许昌育德中学积极行动，并于当年6月成立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同时成立许昌学生联合会，组织十四中、育德中学、大王庙学校、回族高等小学等校的爱国师生，于10日上午统一罢课，上街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等口号。这次声援游行活动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到许昌各县，揭开了许昌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1926年，国民党左派郭耀珊(又名郭述申，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委员)、共产党员谷子升先后来到省立许昌十四中学任教员。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在学生中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宣传，讲解中国变革富强的革命道理，传播进步思想，把追求进步的学生团结在自己周围，拓宽学生的眼界，使省立许昌十四中学的革命宣传政治氛围更加浓厚。
在郭耀珊、谷子升的指点下，学生相互传阅《向导》《新青年》《广东农民》等进步书刊，了解革命形势、学习革命理论，组织以“中国为什么贫困”为主题的讲演会，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抨击军阀政府的反动无能，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张兆梅主办了一份名为《旭光》的刊物，不定期油印出版，在学生中散发。郭耀珊和谷子升还亲自带领学生自编自导文艺节目，编演《火星上的来客》，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他们通过这些有声、无声的活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使学生逐渐了解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启发学生关心社会、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这些早期的进步活动，为省立许昌十四中学党团组织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思想条件。
(三)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青年与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崇高使命联系在一起，创建青年团作为重要助手和后备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群体中蕴藏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能量充分激发出来。
1926年，党员戴善同来到省立许昌十四中学，通过师生关系找到二年级学生丁明道，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丁明道在同学中先后发展了张炳耀、叶秉璋、阎鸿秀、常仿农、丁明德、张兆梅、张梦梅、李永钊等入团，并成立团小组，自己任组长。接着发展低年级的薛朝立、蔡鸿业、王世清、丁中央、张鸿镇、陈坤灿、王国钧等同学入团。该校团员有20多名，1926年8月建立团支部，丁明道任团支部书记。1926年11月，肜德忱在衙前街张鸿镇家前院的客房楼上开了一次会议，通过丁明道、张炳耀、张鸿镇等转为共产党员的决议，革命力量大为加强。在省立许昌十四中学加入党团组织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成为共产党在许昌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1928年，许昌县司堂、杜寨一带爆发了震惊中原的农民武装大暴动，杀死当地恶霸、劣绅于金池等人。此次暴动显示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省立许昌十四中学党团组织的师生绝大部分参加了这次武装暴动，领导人之一的薛朝立就是省立许昌十四中学学生。
高潮：轰轰烈烈地抗日救亡游行。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行。1927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随着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打响，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广大共青团干部、团员和革命青年很快投身新的革命潮流之中。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这场学生运动得到了全国学生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许昌地下党负责人郭晓棠、路岩岭(路延岭)等组织发动广大师生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以影响和带动许昌学生爱国运动的发展。12月25日，灞陵中学、许昌师范学校、省立许昌中学和私立进德中学等学校青少年学生，联合烟农、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许昌专员公署被迫答应群众提出的五条要求。当时的《河南民报》为此刊登了专稿。一二九运动中先进的知识青年，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力量。
1936年，国民党许昌当局哗众取宠，假惺惺地开展禁烟活动，定6月3日为禁烟日，并召集许昌中小学生开会，成立禁烟会。许昌地下党组织利用禁烟会，由郭晓棠、路岩岭任禁烟游行总指挥，组织群众捣毁官膏局。在学生到街头宣传鸦片的危害之际，学生及数千名群众拥向天平街的官膏局，将醒目的官膏局大招牌砸得粉碎，并把正在熬制鸦片的大锅抬到大街上，公开销毁鸦片。
声援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大游行、砸毁官膏局等革命行为，激起了国民党许昌专员公署对进步师生的极端仇恨。他们处处监视师生的行动，采取种种暴行对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学生进行打击报复。1936年11月，国民党许昌专署督察专员徐亚屏以许昌师范学校是历次学生运动的策源地，师生有赤化嫌疑为名，撤掉了共产党员蒋介民的校长职务，任命反动骨干分子王祥生为校长。公开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武力阻止学生到国民党许昌专员公署请愿，秘密逮捕进步教师左正宜，激起了学生们的公愤，学生纷纷提出休学申请，离校返乡、罢课反抗。蒋介民因工作需要离开许昌后，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中共许昌县委动员40多名革命师生离开许昌，奔赴延安、太原等地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激进的灞陵中学也引起国民党许昌党部的注意和仇视。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党员，该校地下党员郭洁民、王定南、路岩岭、董汝勤、贺仲莲，学生党员栗在山、吴剑等相继转移。1942年，灞陵中学聘请开封高中教导主任徐干青(中共地下党员，许昌县碾徐村人)主持校务工作。灞陵中学美名远播，成为全省进步青年的理想学府。《许昌文史资料》第五辑《王敬民事略》一文记载： “(灞陵中学)不远数百里求学者甚多，发展到初中6个班、高中3个班，600余人。学校名声大振，呈现一派生机。”1942年，徐干青在灞陵中学被捕，因其直属中共省委单线联系，身份未暴露。入狱20多天后，他返回灞陵中学任教。1944年，日军侵犯许昌，许昌沦陷，灞陵中学一度停办。1947年年底，灞陵中学彻底停办。
省立许昌中学也是命运多舛。1938年，花园口决口，省立许昌中学奉命搬迁至内乡，1942年迁回，1945年春又迁至陕西岐山，抗战胜利后从陕西岐山迁回。1947年，该校迁至开封，不久解散。
斗争：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社会各界对和平的渴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奋起自卫。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必然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众尤其是广大青年的强烈反对。毛泽东曾评论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经历了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的过程。抗日胜利仅三个月，国民党当局就在最高学府西南联大制造了一二一血案，从而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请愿运动。运动的主题是争取和平民主，唤醒更多青年学生。从1946年12月起，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北平学生高喊：“美军滚出中国去!”在南北呼应的五二〇运动中，“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响彻长空。在反美扶日运动中，上海、北平学生齐声呐喊：“不许西洋鬼子帮东洋鬼子”。这三次运动高潮环环紧扣，迅猛推进，往往都是一地发起，全国响应，运动怒潮此起彼伏，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进一步使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动摇了其统治的“合法化”根基。
五二〇血案也使许昌广大师生越来越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真实面目，纷纷投笔从戎，奔赴解放区，加入革命队伍，共同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从1947年7月开始，许昌党组织先后组织多批进步学生，通过已开辟的许昌、郑州、新乡、辉县秘密通道，奔赴太行山解放区。1947年6月，许昌育德中学发生学潮，中共地下党员徐干青和进步学生组织领导师生，抗议国民党许昌当局的法西斯统治和降低吃粮标准，提出“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组织广大师生上街游行，实行全校罢课，扩大政治影响。
纵览许昌三所名校的青年学生运动，从反帝爱国到爱国民主再到抗日反蒋，渗透着反帝反封、爱国民主的核心思想，显示出逐渐强烈的思想转型和更加自觉的革命性特征，因而在学生运动史、青年运动史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都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研究。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昌青年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主线，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信念，不怕牺牲、顽强斗争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精神。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无数青年前仆后继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献出年轻的生命，书写了壮丽的人生篇章，以青春之名，筑复兴之路。新时代的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作者系许昌市建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