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用血与火的语言,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九江谈话会首倡南昌暴动
1927年7月20日, 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人在九江举行谈话会, 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作了分析, 首次提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建议。据李立三回忆:当时会上认为张发奎态度日益犹豫与右倾, 原定的依靠张发奎回广东的计划很难成功。如果不当机立断发动起义的话, 我们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有被武汉汪精卫集团包围消灭的危险。因此, 会议决定抛弃联合张发奎的政策, 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会后, 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等人, 立即前往庐山向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和张太雷、瞿秋白等人汇报。瞿秋白等听后表示完全同意举行南昌暴动。大家一致请瞿秋白立即赶回武汉向中央报告, 并请中央尽快讨论决定起义事宜。
历史为什么选择南昌
中共中央选择在南昌举行起义, 可以说是审时度势, 分析和综合了南昌各方面的有利因素。7月中旬, 在“东征讨蒋”的旗帜下, 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叶挺、贺龙部队已到达九江地区。此时, 汪精卫集团加紧在军中进行“清共”活动。在这种危急形势下, 如不当机立断, 迅速就近在南昌发动起义, 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就有被瓦解和消灭的危险。当时, 南昌城中守敌只有6000多人, 起义部队人数2万多人, 兵力上占有优势, 在南昌起义胜利的把握比较大。20世纪20年代的南昌交通不太便利, 只有一条南浔铁路, 起义后敌军增援难以及时赶到;南昌工农运动高涨, 有着非常坚实的革命基础。这都是当时起义选择在南昌发动的重要原因。
领导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
7月24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武汉召开常委会, 根据在九江同志的建议, 同意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并将起义的决定电告共产国际。同时决定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 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 以周恩来为书记, 负责领导南昌起义。7月27日, 周恩来等赶到南昌, 在江西大旅社一楼的喜庆礼堂正式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 并召开了第一次前委会议。
前委任命贺龙担任起义总指挥
7月28日, 周恩来在第二十军军部 (原为南昌市中华圣公会的宏道中学) 会见贺龙, 面告南昌起义的计划, 并征求贺龙的意见。贺龙原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掌握兵力共计7500人。贺龙听后, 坚定地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 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周恩来当即以前委名义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8月2日, 南昌起义后, 部队进行整编, 贺龙任第二十军军长兼代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1961年9月, 周恩来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时, 亲切地回忆:“贺龙当时领导一个军, 是起义军的‘大户’, 他性格豪爽, 斗争坚决, 什么敌人也不怕……”
前委扩大会议发生激烈争论
7月29日, 张国焘从九江发来电报, 称“暴动宜慎重, 无论如何候我到再决定”。30日晨, 张国焘赶到南昌, 立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 张国焘传达了共产国际电报, 主张要拉拢张发奎, 得到张发奎的同意才能发动起义, 否则不可动。这一提议遭到了周恩来、谭平山、李立三等人的一致反对。大家认为形势已刻不容缓, 共产党应站在起义的领导地位, 再不能依赖张发奎。起义不能推迟, 更不能停止。会议发生了激烈争论。据叶挺回忆, 周恩来听后大怒道:这与中央派我来主持南昌起义的命令不符合, 我不能负责了。谭平山同志也大骂“混蛋”。因为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 不能以多数决定, 当天会议没有结果。31日晨, 再开前委扩大会议。此时, 因叶、贺未去庐山开会, 张发奎来电说8月1日要到南昌来。在这种情况下, 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举行起义。前委会议作出最后决定:起义不能拖延, 于1927年8月1日凌晨4点举行。后因叛徒告密, 起义提前至凌晨2点。
南昌起义的敌我双方兵力
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为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 还有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部分学员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 再加上准备动员参加起义的蔡廷锴第十师和计划在起义后赶到南昌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 共计2万余人。当时驻守南昌的国民党方面兵力主要为朱培德部的第五方面军警卫团, 第三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 第六军第五十七团, 第九军第七十九、第八十团等, 共有6000余人。从兵力上来看, 起义军占有很大优势。8月1日, 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 起义军取得了战斗胜利, 歼灭了南昌守敌3000余人, 缴获机枪800余挺, 步枪5000余支, 子弹70余万发。
最激烈的一场战斗
起义行动中打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是攻打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负责攻打的是贺龙部第二十军第一师。由于叛徒告密, 敌人事先做了准备, 不仅在指挥部内加强了火力, 就连指挥部外的街道上也增派了兵力, 并在通往指挥部街口的唯一制高点——鼓楼上建立了机枪火力点, 严密封锁了起义军的进攻要道。面对这种情况, 贺龙、刘伯承调整策略, 采用正面压制、侧翼迂回的战术。战士借用居民的楼梯爬上鼓楼两侧的房顶, 从屋顶上压制敌人火力, 占领了鼓楼, 打开了进攻敌总指挥部的通道。另一部从侧面翻墙进入藩台衙门, 呈内外夹击之势, 将敌人全部包围消灭。
起义后成立的政权机构
南昌起义胜利后, 为了广泛地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 南昌起义以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在8月1日江西省政府西华厅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 成立政权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推举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 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7人组成主席团。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军事参谋团和财政、宣传、农工运动、党务等委员会以及政治保卫处等机构。这一新领导机构仍然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目的是与宁、汉政府相抗衡, 以继承国民党正统。
南昌起义的财政经费来源
为了筹措起义军经费, 起义当晚, 李立三、陈赓带人接管了江西省银行, 得到了“七十万纸币, 十万现洋”。起义胜利后, 江西民众组织慰劳前敌将士委员会向起义军捐款一万现洋。其捐款的收条和回信已作为珍贵文物收藏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为了保障起义南下经费, 起义军成立了财政委员会, 由林伯渠担任主席, 恽代英、姜济寰等担任委员。还成立了粮秣管理委员会, 负责筹办粮草。南征时, 因纸币不流通, 经费一度困难。当时主要采取打土豪劣绅、实行没收和罚款来筹集军饷, 由李立三率领的政治保卫处具体执行。
南昌起义队伍中走出的红军团
南昌起义后, 由朱德、陈毅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经过艰苦转战, 成功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不久后改称红四军。其中南昌起义余部改编为第四军第二十八团。这支部队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 血脉一直延续至今。现为中部战区第五十四集团军第三七九团和北部战区第十六集团军步兵第一三六团。“红九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刘老庄连”是从南昌起义走出来的英雄连队。这些从南昌起义走出来的红军团和英雄连队, 无论是在波澜壮阔的战争年代, 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南昌起义走出来的开国元勋
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 南昌起义将士逐步成长为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例如, 南昌起义走出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如周恩来等。还有多名将帅, 其中6位元帅: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3位大将:粟裕、陈赓、许光达;4位上将:杨至成、萧克、周士第、赵尔陆;7位中将:赵镕、聂鹤亭、郭化若、唐天际、彭明治、谭甫仁、谭家述;6位少将:王云霖、李逸民、张树才、周文在、袁也烈、廖运周。此外, 南昌起义队伍中还走出了许多文学、教育等领域的著名学者专家, 如郭沫若、范长江、徐以新等。
南昌起义中的女兵
南昌起义队伍中还活跃着一群女兵的身影。她们大都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成员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创办的妇女班学员, 跟随部队从武汉赶到南昌参加了起义。这批女兵共有30余人, 在起义军中主要从事宣传和救护工作。其中彭猗兰曾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 奉命随叶挺部队到南昌参加起义。起义时主要从事救护、宣传、财务工作, 南下途中还兼做机要通讯工作。杨庆兰是女兵里年龄最小的, 起义时年仅17岁。会昌战斗时, 她勇救陈赓, 将受伤躺在草丛里的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二营营长陈赓救起并背到山下, 送到救护所及时医治。
南昌起义军中的国际友人
南昌起义军中还出现了外国人士的面孔,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是贺龙的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 (又名纪功) 。1926年, 库马宁受共产国际的委派来华担任黄埔军校的军事顾问, 1927年5月改任贺龙第二十军军事顾问, 后随贺龙部参加南昌起义。他积极为南昌起义出谋划策, 作出了重要贡献。起义军中还有朝鲜同志陈公木、毕士悌、金元凤。这几位都毕业于黄埔军校, 随军参加南昌起义。此外, 向河的回忆文章《难忘的一九二七年》中提到, 其排长是一个朝鲜籍的同志。据起义参加者回忆, 还有一名越南人也参加了南昌起义, 但至今未查到确切的姓名。这些国际人士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起义军中的“江西老表”
南昌起义参加者有2万余人, 但目前收集整理有名有姓的起义军名录只有1042位, 其中江西人有100余位, 从地域排名来看位列第二。这主要是因为起义爆发在江西南昌, 当时南昌本地有不少人参加了起义, 后来南下途中也陆续有人跟随起义部队加入革命。例如, 黄道, 江西横峰人, 南昌起义时任江西地方党组织负责人, 积极组织工人、学生支援起义军;李井泉, 江西临川人, 原为临川省立第三师范学生, 起义军南下至抚州时参加起义队伍;曾延生, 江西吉安人, 起义时任粮秣管理委员会委员, 起义后担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舒国藩, 江西南昌人, 起义时奉命和战士在状元桥阻敌进攻。起义军撤出南昌后, 到南昌近郊继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1933年6月30日在江西瑞金, 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主席的项英签署命令, 提议:“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 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 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随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 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 规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 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八月一日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新中国成立后曾重返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革命元勋
新中国成立后, 许多参加南昌起义的革命元勋们, 都曾重访故地, 亲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视察。
1958年9月1日, 陈毅来到尚在筹建中的纪念馆, 挥毫题写“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名。
1959年1月16日, 贺龙来到江西大旅社, 深情回忆起义时的情景, 并亲自辨认出贺龙指挥部旧址墙壁留下的三处战斗弹痕。
1961年2月16日正值春节, 75岁高龄的朱德偕夫人康克清视察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旧址, 兴致勃勃地回忆了1927年在南昌从事革命活动的往事。
1961年9月18日, 周恩来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亲切回忆了当年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们, 深刻反思了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 并和纪念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1965年7月5日, 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宣传委员会主席、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 来到南昌参观了贺龙指挥部、军官教育团旧址, 留下了“人民武力起洪都, 屈折艰难史所无;二十二年垂大业, 云霄万丈看雄图”的珍贵题词。
1978年6月1日, 粟裕同志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 回忆起义时担任警卫营班长的战斗经历。
林伯渠、萧克、杨至成、李井泉、陈公培等也曾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参观当年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
